通州区寨里村的村口
那时，村子相对封闭，有些村民二十几年没有进过五环里，他们管进城叫“去北京”。直到现在，村里仍然依靠大喇叭传递信息：给妇女检查身体、给孩子打疫苗、村里分钱、谁家来了信件，都靠广播。
“这里有两三百户，典型的小村寡民。”一切的变化都是从村外的那条马路拓宽开始。路修好后，这里距离首都机场T3航站楼只有7公里。
几年前，一街之隔的房地产项目格拉斯小镇开始筹建，这座以法国东南部小城命名的高端别墅区，试图将一种休闲雅致的氛围复制到东北五环外这片农村土地上。
“房地产开发把周边的土地稀释了，土地被征走后，农民的心态起了变化。”白崇民说。年轻的劳动力走出村子，剩下的人依附于周边的房地产项目，从事物业、绿化、保洁类的工作。
沿着京密路走在五六环之间，除了村庄，还能看见高端定制的服装店、卖壁炉的、哈雷俱乐部、赛马场、高尔夫球场和国际学校。这里生活着北京最有钱的人，也生存着北京最困苦的人。
“贫富之间和城乡之间的落差造成社会和人的心理的变动，就像横断山脉的断层一样，人们是漂浮的状态，没有安全感。”他说。
白崇民晚上拿起摄像机，沿着村里的两条主街行走，一边走一边诉说他在这村子里16年的见闻。乡村的夜晚异常安静，路口的路灯发出氤氲的光，偶然响起的犬吠让人置身于真实的夏夜现场。
做行为艺术的白崇民将自己的身体介入作品里，他说，那些话只在彼时彼地脱口而出，现在再让他说，已经说不出来了。他推崇古人的《聊斋志异》和《山海经》，试图用类似的方式介入现实。他觉得自己像卢梭说的“一个孤独的漫步者的遐想”一样，完成了口述历史般的作品。
当唱到“有梦想就会了不起”时，终于有人笑得蹲在了地上
如果将镜头在这些或是短暂容纳异乡人，或是容纳着原住民的村子里放大，屏幕上展现的是一个个忙于生计的真实个体。
建筑师李墨和小孔把眼光放在了打工者赖以谋生的摊位上。丰台区长辛店村自古是西南进出京城的商贾御路，二七厂红色革命发生地，文革时期8341部队进驻的示范重镇。如今在此地生活的人，有祖产在此的居民、本地农民、二七厂的职工、在市里买不起房而被“挤”出城的北京人、认为在城里生活更困难的“缺乏竞争力”的外来人口。
2013年12月，丰台区人民政府启动长辛店棚户区改造项目，大街将改造成明清仿古步行街，居民将搬迁到附近的安置房中，二七厂亦面临搬迁和转轨。
过去，人们坐着轿子出京，晚上必须要在这里留宿。随着都市化的进程、火车的提速，没有人需要再在这里停留了。
李墨的外婆曾住在这个镇上。每天，火车站每小时的敲钟声和二七厂上下班的铃声回荡在镇子上空，“用现代的时间概念切割了生活空间”。
主街是一条五里长的鱼骨状街道，人们沿着鱼刺的位置择地而居。过去，这条街上有卖鞋的、拉大车的、卖棺材的、卖粮食的，还有牙医；现在，被温州发廊、童装百货和两元店代替。
李墨平时的工作是为都市的高楼大厦提供炫丽的图纸。在选择以何种方式参与这次艺术调查时，她决定为这些街上的摊位画一些图。
在最后呈现的作品里，这些即将消失的摊位以蓝图的形式展现，工工整整地标注着尺寸。最大的是一个小卖店，最小的只是卖鸭蛋的两个箩筐。李墨在现场拍照，用专业的仪器测量出尺寸，回去在电脑上复原。
“用蓝图的形式批判性更强，因为蓝图是指向未来的。”“蓝图”本是用来建设，给人希望和未来的词，当用在这些即将消失的并不引人注意的摊位上时，建筑师本人的态度得以表达。
在寻找目标的过程中，李墨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来自保定的做面条的小伙子。
他拿了一根两米长的擀面杖，站在长辛店大街上，保持着一种未受过现代化侵染的天然的神态。当得知李墨来自五环内时，小伙子突然问道：“你们城里人还买面条吗？你们不得天天下馆子啊。”他来北京四五年了，从来没有进过城，摊子前都是回头客，他不敢休息，一休息长辛店的街坊邻里就没有面条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