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类社会可以如此简易地分为五大派别：博学派、友好派、诚实派、无畏派和无私派，那么世界就好办事，可惜心怀不轨者可将无私变自私、诚实变谎话，博学原来是独裁，那些没法被归纳或收编的，比如翠丝和教官老四，就只能是一直在逃亡的分歧者，直至下定决心联合“无派系者”反抗搞起革命。此系列与其他反乌托邦电影不同之处，就是以假设的抽象美好人性取代贫富权力的阶级分野，然而仍得借助对立的视觉场景来支撑，比如温丝莱特饰演的博派独裁者安处于高科技时空、无派系活在间格的贫民窟中。
你的青春在革命，我的青春在谈情。同为“青春片”，好莱坞与中国的定位却截然不同，存有质的差别。而这也正是当前进口好莱坞大片和小清新国产片最关键的分别，某程度上也是银幕之外的剧情，外头看似水深火热，我们却活在被设定的美丽新世界。即使大美国超级英雄主义全是虚妄假象，如影片中翠丝穿越的“模拟测试”，不就是让·鲍德里亚所谓的“拟真”，电影不过是“生产之镜”。
尽管如此，人家的消费符号——九零后女主角谢琳·伍德蕾与《饥饿游戏》的詹妮弗·劳伦斯同样扮演对抗独裁的革命起义者，似乎要向第四代“女权主义”回归招手打暗号。更挠有意味的是，两系列原著小说都是女作家，《饥饿游戏》的苏珊·科林斯，父亲是越战空军;在大学写成处女作《分歧者》即一炮而红的维罗尼卡·罗斯，祖父母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而这些承袭自战争血脉的DNA，正是我们所回避，或者只能听命于一种声音的，所以大家只能生产点点风花雪月，却又同时在追捧好莱坞的虚拟之战。
笔者认为，中国的影人们应该沉下心来，多些积淀少些浮夸，多些思考少些盲从。相同的大题材，拍出的影片却大相径庭，虽然票房都是飘红喜人，但是口碑却是天地之别。这并不能将所有责任都归结于文化差异，根源还是在于中国影人的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正如当下，影人们大多致力于将投资小回报大，周期短来钱快的中国式“青春”片的价值完全榨干。如此畸形的思维意识，拖累的必将是中国电影的发展，刺痛的必将是中国观众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