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危房”一说已不成立的前提下，面对村民要求恢复学校的请求，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竟以“学生太少”为由予以回绝。其实，这才是学校被撤销的真正缘由。不过，这个理由似乎亦不能成立：当时学校撤并时共有学生60多名，此外还有不少学生是在听闻学校欲撤并的风声后提早转学的。据村民统计，如果学校恢复，回校上课的学生应该达到100余人。一所村小，这样的人数好像不算少吧。如果上百人的学生都不能入某些人的法眼，那些更为边远地区，一个教师守着数名孩子的教学点，还能办得下来吗?与这些让人感动的人们相比，当地教育部门的某些负责人不应该感到脸红么?
为了撤并一所村小，先是谎报“危房”，继而辩称“人数少”，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那么，其背后究竟隐匿着那些玄机呢?
如果单从表象来看，这里面似乎有着以权谋私的影子：2011年，镇政府将视作“危房”的学校以6000元卖给原村主任陈某，陈某又将学校租给重庆一老板搞山羊养殖。这些转卖转包是否蓄意而为，理当调查清楚。若果真如此，置国家义务教育的大局而不顾，用全村学龄儿童唯一的校园作交易，去满足一己私欲，这种行径不说人神共愤，起码也是无耻到了没有底线的地步。
当然，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学校被撤，不排除是畸形政绩观下的牺牲品;原村官在校舍的转卖中谋利，不过是公权变私权的意外收获罢了。近些年来，不知是否受了“造城运动”的影响，某些地方在发展农村教育上也搞起了“大而全”，片面追求建设“档次高、规模大、设施齐、学生多”的“中心校”，并将原有点多面广、方便就近入学但被视作“不合格”的村小或教学点通通合并到中心校，美其名曰：优化教育资源。这些一般设在乡镇所在地、类似“暴发户”的中心校，确实能够在短时间聚集起“眼球效应”，从而拓宽有关官员的晋升空间。殊不知这些外表光鲜的“政绩”在给官员增添晋升砝码的同时，却深深的伤害到了许多边远村孩子们的权益，从而使他们的求学之路变得更加艰难、更加遥不可及、更加具有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