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缺口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不解决缺口问题，别说降低社保费率，如何保证现有的社保体系正常运行都是问题。正是因此，围绕如何解决养老缺口问题，引发了很多讨论。其中不少和社保部分相关的学者和官员的建议，都提到增加个人缴费，把个人账户做实，或者干脆早日实行延迟退休制度。理性地看，这些建议从经济学上说都是有道理的。但人都有自利的考虑，当然不愿意付出更多，这个情况在福利国家表现得非常明显。解决养老缺口、降低社保费，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以上措施外，确实有必要认真考虑通过划拨国资充实社保。
我们正在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划拨部分国资给社保部门，不存在国资流失的问题，同时作为国企股东的社保部门，客观上也有利于改善国企的治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保缺口的压力丝毫不小，解决养老缺口的问题早晚要面对。中国的老龄化人口比例越来越高，我们的近邻日本是在整个社会老龄化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大量大龄人口被迫就业的，以至于养老负担非常重，对此我们当引以为鉴。越早致力于解决养老缺口问题，越早开始解决中国养老制度的公平性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越有利。从社会公平和国企责任角度看，国企承担起养老缺口的部分责任实在不由推脱。
具体而言，是划拨国企的资产还是利润来补充社保，作为政策细节和技术问题，有待进一步商榷研究。譬如山东在国资划拨社保基金尝试上已领先迈出一步，将30%省属企业国有资本划转到省社保基金理事会。其他地方采取哪种方式?应该说，这两种方式各有好处，都可以考虑，各地及作为国家队的央企可根据实际因地制宜。无论如何，让央企或者国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为公众的社保承担部分责任并不为过。
近年来，财政新增养老补贴一直维持高位，但和养老金潜在缺口比较起来，实在是杯水车薪。同时，我们的社保费率确实偏高，实际社保费率接近50%，高于不少经济发达国家。而这其中，企业缴费比例占大头，企业负担过于繁重。如果划拨部分国资给社保机构，则一方面减轻财政的负担，可以让公共财政的钱用于更多亟需的社会民生领域，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另一方面，也等于给中小企业减负。如上所述，总而言之，划拨国资充实社保无疑是多赢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