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遗忘的名字
历史并非易碎品。
因为它有记忆。
建筑、书籍、碑刻、墓葬、壁画、传说、婚庆、葬礼、歌曲、民俗……这一切都会留下历史的投影。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代替另一种记忆的载体，那就是有感情的人。
人民，是民族血性传递的不可取代的载体！
2013年春天，山东省曹县刘岗村三位八十六岁的耄耋老农，联名给《菏泽日报》写了一封信，要求给七十年前冀鲁豫边区一位叫秦兴体的八路军立一座碑，信文朴实恳切：
“我们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我们心中的英雄——秦兴体的事迹，不能发扬光大，不能给这样的英雄树碑立传，这种精神不能弘扬，我们觉得愧对英烈，愧对历史……这是我们人生暮年最后的牵挂，办好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无憾瞑目了……”
七十年，大半个世纪，几万个日日夜夜。
三个老人为什么对这个叫秦兴体的八路军如此难以忘怀，如此刻骨铭心？
苦难的鲁西南，抗日战争期间，受尽了日寇的蹂躏和屠杀，但每一次反抗都会迎来另一次更大的杀戮。
曹县有个著名的“红三村”，它是刘岗、曹楼、伊庄联合体，鲁西南的日寇屡袭不克，日军指挥官便在军用地图上把三个村子用红笔圈起来，并标示“赤三村”。
“赤三村”的百姓无一参加伪军，无一当汉奸和叛徒，被根据地的人民称为“红三村”。
由于“红三村”分布成掎角之势，敌人来扫荡，可以互为联络，互为支援。冀鲁豫边区第十一行署、冀鲁豫支队的指挥部便设在这里，号称鲁西南的“小延安”。
1943年秋天，商丘、兰考等地上万日军秘密部署，对鲁西南地区进行军事扫荡，“红三村”是重点。
当时，二十五岁的秦兴体任五分区根据地供给部保管股股长。按照上级要求，秦兴体将边区货币、缝纫机、棉花和布匹等物资就地掩埋妥当。这时，敌人已将刘岗村团团围住，秦兴体无法转移，换上了农民衣服留下来。
10月6日拂晓，一千五百多名日伪军把“红三村”包围起来，试图找到八路军后勤物资。秦兴体一边组织民兵阻击敌人，一边掩护群众突围撤离。由于敌众我寡，敌人很快攻占了刘岗村，秦兴体与一千多名村民，一起被赶到村外的“寨海子”里。
寨海子，是村民防盗、防偷、防日寇，在村围子外挖的水塘。一千多村民进入冰冷的“寨海子”，四周架起机枪，寨海子变成了一个大水牢。
日军翻译官喊道：“今天你们只要说出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八路军的军用物资藏在哪里，皇军就会放了你们。不合作，马上统统拉出去枪毙！”
一千多村民静默无声。
日军从水中拉出两个青年人，逼问：“谁是八路军？”
二人齐声回答：“不知道！”
日军指挥官一努嘴，日本兵立即举枪打死了他们。随后，日本兵又把一个青年拉出来吊在树上，挥舞着棍子猛打，一边打一边问：“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
“不知道！”
这位青年被活活打死。
日本翻译官指着三个青年人的尸体和鲜血，对村民说：“要是不说，你们统统是这个下场！”
十五岁的刘效民和父亲紧紧拉住秦兴体的手。目睹日军的残暴，秦兴体几次想冲出去和敌人拼命，但都被刘效民父子和群众扯住。村民泡在水中，坚守着一个信念：一定要保护八路军的安全。
更加残酷的审讯又开始了。敌人抬来一张刑床，从水坑里拉出一名村民捆在刑床上，严刑拷打，但不管怎么审讯，受刑的村民都一口咬定“不知道”。
“统统的死了的！”日军指挥官多喜成一恼羞成怒，挥舞着指挥刀向机枪手大声叫嚷。
秦兴体再也忍不住了，猛然在水牢中高喊：“我是共产党！我是八路军！”
秦兴体挤出村民的保护圈，大义凛然地站到多喜成一面前。
“你们八路军的军用物资放在什么地方？说出来大大的奖赏！”
“你先把人都放了！”秦兴体坚定地说。
日军指挥官命令把村民从寨海子里赶出来，然后又凑到秦兴体身边：“八路的军用物资到底藏在哪里？”
秦兴体拍拍胸脯：“它全藏在这里，你们永远找不到！”
多喜成一“嗖”地把指挥刀放在秦兴体的脖子上，秦兴体泰然自若。日军指挥官用日语吼叫了一声，日军翻译官立刻带领几个汉奸，把秦兴体绑在刑床上，用皮鞭抽打他，并向他身上滴洒硫酸，秦兴体身上顿时烧起了许多血泡，疼得昏死过去。
日本兵往秦兴体头上泼了一盆冷水。待秦兴体苏醒过来以后，多喜成一又问道：“你说不说？”
秦兴体沉思了一会：“我说。”
日本翻译官喜出望外，立即让人把秦兴体放下来，年轻英俊的秦兴体满脸的血水，转过身来，大声说道：“乡亲们，抬起头来，不要伤心难过，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抗战一定会取得胜利！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要回来，他们会给死难的群众报仇！血债终要血来偿！我们要坚持到底，和日寇汉奸斗争到底……”
多喜成一被气得哆嗦着手，指着秦兴体大喊：“快！快！卡住他的喉咙！”
几个鬼子扑上来把秦兴体拖到墙根，用长钉把他钉在木板上，秦兴体大骂日寇不止。
为了堵住他的嘴，日军用匕首从他身上割下肉，准备塞进秦兴体的嘴里。
秦兴体大声喊道：“狗日的小鬼子，肉，你拿去吧，骨头是我的！”
日军把门板倒过来，下面生上火，对秦兴体用上了中国历史上最残忍的酷刑——凌迟，用刀一块块切下他的肉……
村民忍无可忍，纷纷冲上去和敌人拼命，敌人机枪开火了，一百多村民倒在血泊中。
日寇什么也没有得到。恼羞成怒，烧毁了全村房屋。
一千多村民为了救一个八路军宁愿抛洒热血，一个八路军为了救一千多名群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人间什么样的血缘关系？
在水牢里，秦兴体的手从十五岁的少年刘效民手中抽出时，刘效民就把英雄的壮举印刻在脑海中，成为他终生不能磨灭的记忆。刘思杰当时也在水牢中，他们都是十五六岁，但少年的双眼如清晰的摄像机，把这一切都摄录了下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七十年之后，那景象仍历历在目。
这天是中国传统的九月九重阳之夜，刘岗村的百姓没有一家生火做饭。他们用门板制了一副棺木，把烈士掩埋在刘岗村边上，秦兴体永远成了刘岗人。
三位老人，为给壮士立碑，他们脚步蹒跚，手托柳条筐，在“红三村”募捐，一毛、一块、十元、百元，竟从并不富裕的农屋里募集出了五万元……
捐款人都没有留下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被遗忘的名字——根据地！
创建平原根据地
1938年5月14日，土肥原贤二指挥的第十四师团，攻陷菏泽。
菏泽争夺战极为惨烈。守军第二十集团军第二十三师进行了顽强抵抗，由于援军未至，师长李必藩中将、参谋长黄启东少将揣着刺刀冲入敌阵，英勇殉国。
菏泽沦陷。日寇开始了残酷的屠城。日军士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裸体持枪，在城中搜捕百姓，遇到男人用枪打死，抓到妇女竞相轮奸。几天之内屠杀我骨肉同胞两千多名。
这支异国的禽兽之师，屠城后又分兵到城外的村庄。每到一村，就把所有的村民集中到村外农田里，逼迫村民低头跪在地上，有人抬头，立即击毙。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上跪天，下跪地，天地之间跪父母。
而一个野蛮民族，要目睹另一个民族跪在他们的刺刀下，以示羞辱，剥夺一个民族的尊严！
炎黄子孙的后裔们并非没有血性，只是没有人带领他们发出最后的吼声；他们并非没有力量，而是没有一面旗帜把他们召唤起来！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毛泽东强调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的战略方针。这次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派兵去山东，开辟冀鲁豫平原根据地！
1939年初，春寒料峭。一支穿着灰色粗布军装的队伍，穿行在历史之页。
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遵照党中央指示，在代师长陈光、师政委罗荣桓同志的率领下，遵照中共中央打到敌后去、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从山西出发，越过一道道封锁线，挺进山东鲁西南平原。
这是我八路军正规军第一次踏上这片黄色的土地。当地的群众听说平型关打鬼子的一一五师来了，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1939年6月21日，农历端午节，后续挺进鲁西南的冀鲁豫支队司令杨得志在群众的支持下，指挥部队声东击西、诱敌深入，一举歼灭日军中队长间野率领的一个日军中队和两个伪军中队，并缴获了日军的平锡大炮，至今陈列于首都军事博物馆。
同年8月2日，罗荣桓、陈光指挥部队发起梁山战斗，击毙日军大队长田敏江以下三百余人，俘虏日军二十四人，缴获野战炮两门，机枪十五挺，创造了在八路军和日军军力相等，而八路军装备处于劣势情况下，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模范战例。
连战告捷，共产党，八路军高举起平原敌后抗日的鲜艳红旗。
这年8月，一一五师师首长和鲁西军政委员会，在鲁西南的梁山水泊召开联席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在冀鲁豫创建平原抗日根据地？
会上，大家议论纷纷：
“我党我军的根据地大部分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平原无险可依，建根据地不容易。”
“这里除了是平原，日军、伪军、中央军、红枪会、民团等，并非真抗日，只为占山为王。我八路军在此创建根据地，几乎没有同盟军，必受排斥。”
这时，罗荣桓把手中的一本小册子举了起来，他说：“这是毛泽东同志刚刚写成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我们大家应该好好读一读，这本书中指出：井冈山游击战争得以发明，并不因为有树林、有山，而是因为有人民。”
会场顿时静了下来。
罗荣桓说：“游击战，是与人民共存共生的一种战争。哪里有人民，哪里就可以开展游击战争。平原虽无山地做屏障，但成千上万的群众，就是御敌的最强大屏障，只要坚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群众生死与共，就可以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创建和坚持平原根据地完全是可行的。”
人民就是山，人民就是御敌的屏障！战争的深厚力量藏于民众之中
会议形成决议：按中央指示，在冀鲁豫平原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因为，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生死相依筑长城
共产党人在革命征途上，一次次被逼入绝境，却又一次次险中取胜。
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巨人叫安泰，他是大地女神盖亚的儿子，力大无穷，只要他保持和大地母亲的接触，就可以不断地获得力量，不可战胜。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因根据地而生，因根据地而成长壮大，因根据地而取得了革命最后的胜利。
把世界普遍认为最落后的中国农民群体，看作是拯救中国最伟大的力量，这是共产党人的英明。
但是要把几千年来一直处于统治阶级残酷压迫下最散漫的农民发动起来，使其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怎样去实现？
共产党人找到了最佳法宝——
原冀鲁豫边区的老战士、八十九岁的侯存明老人告诉笔者：
“这个法宝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冀鲁豫边区，人民群众就是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识八路军和共产党的。
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是第一任冀鲁豫支队司令员。当时，老百姓称“五鬼闹鲁西”——日、伪、顽、匪、杂。当时韩复榘因济南陷落，被蒋介石执行军法，国民党第三舰队司令兼青岛市长沈鸿烈被蒋介石任命为山东省主席，在离菏泽五十公里的曹县设省府。他到处收编地主武装和杂牌军，壮大自己的实力，却从未向日寇放一枪一弹。八路军的到来，他认为是来抢地盘的，当时国共已达成联合抗日统一战线的协议，沈鸿烈不但不拨军饷和军需物品，还处处刁难设障。
所谓“杂”，是一个叫“红枪会”的民间组织，土肥原贤二知道此处是当年《水浒传》里梁山好汉聚义之地，民风彪悍好义，许多群众为求自保，纷纷参加“红枪会”，规模达数万人，实际受日特操纵控制，公然杀害我革命干部和八路军战士。所以，老百姓见枪就躲，见兵就跑。
杨得志下令：部队除了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外，还要加上三条：“群众不在家，开门就犯法；过路不住房；喝水要付钱。”
有的干部说，从来没听说当兵的喝碗水还要付钱的，老百姓和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杨得志回答：“井，是群众出力挖的，开水是群众用柴火烧的，柴火也要花钱买，喝水不付钱就是侵占群众利益。”
由于水土不服，冀鲁豫军区骑兵团刚到鲁西南后，许多战士得了病。团卫生队军医助理袁天祥十分着急，到处找药。最后找到了一家药铺，老板早就逃走了，袁医助拿走了一些中药，为战士们医好了病。外逃的群众见八路军不烧房子、不抢东西、不杀牲畜，逐渐又回到村里来。
几天以后，药店老板回来了，跪在部队领导面前，说：我知道了你们有纪律，现在，你们有人拿了我养家糊口的药，请给我作主。
支队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袁医助执行铁的纪律。
指战员们纷纷来求情：“袁医助救了我们干部战士，虽然他违犯了纪律，但不是为了个人发财。”
军纪无信，必失民心。
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执行特殊的纪律。
死刑命令下达了，可战友们谁也不愿意去枪毙一个曾经为革命立过功的同志。
袁医助说：“我侵犯了群众利益，应该执行纪律，不为难大家了。”他让卫生队的同志找来一把安眠药，毅然吞下。
袁医助自己爬进了棺材。
一边是公审大会上成千的群众，等着死刑的执行。
一边是躺在棺材里的袁医助一直死不了——
因为卫生队的战友不愿意他死，在安眠药里混进了维生素片。公审大会形成僵局。
七个团党委委员现场商定，由团长亲自执行枪决。团长作战时曾受过伤，是袁医助从战场上把他背下来。此时，团长打开手枪的保险，眼含泪花，看着才二十出头的袁医助说：“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放心吧。你还有什么要求？”
袁医助说：“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保留我的党籍和军籍。”
“砰”“砰”两声枪响，震撼了鲁西南大地。
枪火变成了一道闪电，照亮了冀鲁豫边区的夜空。
这支被称为“老八”的部队爱人民，讲纪律，成立农会、妇救会、儿童团、自卫队、实行民主选举、建立基层政权、减租减息，改善民生，兴办教育，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青壮年积极参军，各路民间武装争相投奔。一年多的时间，这支不到二百人的部队，迅速壮大到一万七千人。而日特操作的“红救会”很快被瓦解了，几个头目躲到日军据点里，躲起来，使群众一下子看清了他们的面目。
血亲
1939年之后，日军板垣师团接手山东，在鲁西南的各个县城建立日伪政权，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古老的大地变成一个刑场。
此时，中央军有的转移，有的成建制地变成伪军，冀鲁豫正规的抗日部队，只剩下了八路军。菏泽是冀鲁豫边区的中心地，也是我党我军对日作战的重要战场。
由于共产党、八路军和根据地的人民坚持抗日，日军在鲁西南对八路军和国民党的军队喊出了不一样的口号：赶走中央军，消灭八路军。
1941年4月，日伪军和反动道会门武装两万余人，在汽车、坦克、大炮的配合下，分五路对菏泽沙区地带进行灭绝人性的大“扫荡”。
疯狂“扫荡”其残暴狠毒无所不用其极，使我根据地遭受到空前的浩劫，被害村庄达一百四十一个。仅三天，烧毁房屋一千四百三十二间，杀害群众三千多名，失踪二百六十三名，伤一万八千六百八十名，创造了最野蛮、最无人性的纪录。
日寇将在沙窝村搜捕到的群众，全都集中在一起。除一部分拉到村东道沟活埋外，大部分填进了七口水井。水井即将填满时，又压上石磙，浇开水，用炸弹炸，最后，用土把井口封住，只留下一口井，还撒进毒药。
敌人深知花生、大枣是沙区的两大特产，沙区人民是依靠这两种特产来生活的。因而，他们有计划地毁坏枣林。敌人“扫荡”时带来很多钢锯，逼迫群众砍伐枣林。被抓住的老百姓，很多是被强迫锯了几天枣林之后再杀死。绵延十数里，各村枣林残余无几，枣林损失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一无所有的沙区人民，为了生存，吃草籽，啃树皮，连干柳叶、花生秧、麻籽叶、草根、地梨、符根都成了争相抢夺的食物。除了能吃的东西，能变卖的几乎全都变卖了。粮价昂贵，三升高粱换一亩地，两个烧饼能换一个女人。
若干年后杨得志在他的回忆录中痛心地写道：
这次反“扫荡”，打了九天。血与火的九天过去，我们再回到区中心地带的时候，除了人民的心，几乎一切都变了。
到1943年秋，日军在鲁西南地区安据点五百余处，把全区分割成五六块互不相连的狭小根据地。同时，日伪军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总体战”的方针，目的是把抗日根据地逐步压缩，直至彻底摧毁。
急转直下的局势使八路军、游击队以及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都受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
沙区最困难的时候，冀鲁豫行政公署副主任从延安回到边区。面对极端的困难，他对杨得志说：“民以食为天，要尽快为群众搞到粮食。”
粮食运到沙区时，群众看见粮食被伤亡战士的鲜血染成了红色。
群众哭成一片说：“自古都是兵吃民粮，而今民吃兵粮。八路军以血夺粮，这粮咱不能吃啊，咱留下来当种子！打了粮食跟狗日的鬼子拼啊！”
运粮途中，冀鲁豫边区五分区司令员朱程左胸部被敌人机枪打穿，仍然坚持指挥战斗，敌人逼近，他把手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当群众得知为他们运“血粮”的朱程司令和他的八路军战士们全部壮烈牺牲时，整个冀鲁豫大地悲戚了、愤怒了！
冀鲁豫边区的八路军和共产党人，和边区人民结下的是血亲！
1942年2月，日军两个师团和伪军共三万余人对我南乐、卫河、滑县进行“扫荡”。我卫河县大队被敌人堵在了合围圈中。由于县大队的战士大都穿便衣，敌人一时无法辨认他们的真实身份。
当地的大娘、大婶和姐妹们，听说子弟兵处在危险境地，毅然来到包围圈，冒着生命危险去认“亲”。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老大娘领回自己的“儿子”，姐妹们认回自己的“丈夫”。
二百多名县大队战士在亲人的庇护下安全走出了包围圈。这里面有卫河县民主抗日政府县长刘子良，抗日干部靳长印、谢宝山。
1942年3月8日，八路军的一部被日伪军数千人包围在卫河县瞿固附近，由于八路军身穿军装目标明显，日军调动大批人马，妄图一举围歼。紧急中群众想到了一个办法，帮八路军换便衣突围。
没人组织，没人吆喝，根据地的男人们不约而同地脱下了自己的便衣送给八路军。
男人的不够用，就换妇女的。有的妇女把结婚时制的新装都拿了出来，送给八路军。有的妇女没有多余的衣服，甚至赤身盖被子，却把衣服脱给了“亲人”。
卫河县赵庄的三个老大娘头上顶着横飞的子弹，肩上扛着搜集的便衣，一次次往返于包围圈内外。
三百多名八路军战士穿着带着老百姓体温的衣服突出重围！
珍贵的遗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正因为共产党坚决抗战、英勇牺牲，所以人民才真心诚意拥护共产党、支持共产党，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才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这就是历史的真相！现在有人想否定这一点，说什么共产党在敌后“游而不击”“拥兵自保”等，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共产党如果不真心抗战，人民会支持吗？共产党又怎么能赢得全国的胜利？
抗战八年，冀鲁豫成为地域最大、人口最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前一个月内，冀鲁豫军区在宋任穷司令员和杨勇副司令员的指挥下，依靠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援，接连收复广宗、巨鹿、阳谷、东阿、费县、定陶、巨野、馆陶、曹县、鄄城、菏泽等二十多座县城。
毫无疑问，根据地是共产党人的独创和发明。共产党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战场！也是共产党人留给后继者的伟大遗产！
从甲午战争始，日寇的铁蹄踏上了我国土之后，就种下了法西斯的野心，兵戈相向。“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日寇彻底撕下了“大东亚共荣”的面纱，攻城略地、杀人放火、掠夺资源，欲灭我华夏民族、欲霸我神圣领土。
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华大地不可侵！
因为，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制图：蔡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