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父亲
“是他就判他死刑，不是他就放人”
5月5日上午，记者在邑涧村一路打听寻找王社利的父亲王怀斌，以了解该案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影响和他们的看法。很明显这个名字让村民们敏感，他们有的追问“你找他有什么事？”有的干脆摆手、摇头说，“不知道，去别处打听吧。”
当天中午11时许，当记者在村内找了一圈又重新回到洛栾公路寻找王怀斌时，忽然看到路边一大门前站着一位穿蓝色长衫的消瘦老人。正想上前询问，老人却先说：“进来吧。”
记者非常惊异，“我要找王怀斌，”“进来再说，”记者不进屋，“你知道我是谁？我是来做什么的吗？”这位老人正是王怀斌，他说已有邻居给他打了电话。
在父亲的记忆里，彼时8岁半的王社利正读3年级，很聪明，每次都考前几名，“事发后，我们精神都崩溃了，”王怀斌称，至今他们没到现场去看过，其爱人也因为这事突发脑梗，精神失常，每天靠药维持着，“咱们轻声点儿，别让孩子妈妈听见。”
如今，王怀斌的大女儿今年已46岁，大儿子也44岁了，“社利如果还活着，也39岁，娶妻生子了，”老人黑着脸，没有一丝表情。
王怀斌称儿子被杀死后，前几年他是天天跑公安要求破案，跑政法委及公检法机关要求严惩凶手，后来的这十二三年，他也一直在找政法委和公检法机关，“我的态度非常明确，是他就处理，不是他就赶紧放人！别这么一直拖着。”
“我们老家住得非常近，吃的是一口井的水，我们不想冤枉人。如果真不是他，你就承认你案子办错了，赶紧放人，该包赔损失就包赔损失。这么多年了，找不到杀害孩子的凶手，那也该俺倒霉。”
王怀斌对最后的判决也不太明白，“是他干的，他是累犯，先掐死再用镰刀割断喉咙，情节恶劣，就该判死刑，立即执行；如果不是人家，你就把人家赶紧放了，判个死缓一直关着，算是怎么回事？”
□对话
吴留锁：“我没杀那个孩子”
5月6日下午，律师前往洛阳西北郊的河南省第四监狱会见了吴留锁。“他精神还好，身体还有些发福了，”王永杰称，令其印象最深的是吴留锁在其双臂上的刺青，“他左、右胳膊上分别刺着‘惨刑定罪’、‘冤枉终生’，左手腕上还刺着一‘手表’。他这是在抗议自己被冤枉定罪，超期羁押，”王永杰称。王永杰将京华时报记者的问题交给了吴留锁，又将吴留锁的答案带出监狱交给了记者。
京华时报：8岁男孩王社利是不是你杀的？
吴留锁：公安对我刑讯逼供，他们不让我睡觉，还用粗木棍来回来去地推我的腿，所以我才承认了。但是我确确实实没有杀8岁男孩王社利。案发当天，我都没去过案发现场，当时那事事发时，我正拿着锄头去村西坡的地里翻红薯秧，有3位邻居也在离我十几米远的地里翻红薯秧。
京华时报：你在向河南高院递交的上诉书中，还有高院在伊川县看守所审讯你时，当时也没刑讯逼供，你都说人是你杀的。
吴留锁：当时我被判了死刑，内心很绝望。后来伊川县看守所的管教多次鼓励我，让我写上诉书，说“中不中，你先写写试试”，我就写了。而且，当时我已经在邻村谈了一个女朋友，是那年春天到窑底村看电影时认识的。1984年9月被抓前还联系了，所以我不会去“鸡奸”8岁男孩王社利的，我背着这个这名声对我女朋友也不好。不过，当时我被判了死刑后，也确实不想活了。
京华时报：你在一次公判大会上喊冤是怎么回事？
吴留锁：1984年9月28日，我被五花大绑，胸前挂着“故意杀人”的牌子，被拉到伊川县体育场开公判大会，当时有五六辆车，每辆车上有七八个人，我当时晕倒了，醒来时发现车要离开了，就在车上喊了声，“我没有杀人！”
京华时报：从1985年到1998年，从卷宗上没看到有司法程序进展？那14年你的情况怎样？
吴留锁：我一直在伊川县看守所被关着。我写了很多封催案信，一直也没回音。1998年刚过完年，有两个穿公安制服的人来看守所见我，说“现在让你走，你走不走？”我说，“走”，然后我就说去拿铺盖。他们说，“别慌，你先写一个保证书，保证回家不找任何人的麻烦，”我就写保证书，考虑到当时青黄不接，我还写了他们要给我半年口粮。但这之后就没回音了。14年后洛阳检察院又起诉，洛阳中院还说我故意杀人，判我死缓，高院裁定也是死缓，我特别绝望，所以就在胳膊上刺青喊冤，好让以后见到我的人知道，我是被冤枉的。
京华时报：事发现场的脚印，说是你的？
吴留锁：在案发后、1989年春天在看守所，我先后被量了两次脚印，但我根本就没到过事发现场。他们拿走了我的衣服也化验了，后来也都还了我。我没有杀那孩子，没到过现场。现场即使有脚印，也不是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