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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俄罗斯卫国战争的中国人

2015-05-06 15:32:11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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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婧 实习生 陈琛 周智宇

    编者按 “战争本就是丧失人性的最野蛮行为,为何还要想到什么爱、诗、哲学等人类最文明的东西呢?”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这样写道。

    5月9日,俄罗斯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祝活动。在“5·9”前夕,我们特地采访了一些曾亲历过俄罗斯卫国战争的老人。而今已年逾古稀的老人们当年的所见所闻所感,与今日和平岁月里的一切相去甚远。通过他们的回忆,我们希望与读者朋友一起了解:为什么俄罗斯要如此隆重地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俄罗斯为那场战争牺牲和付出了什么?那场战争与中国的交集又在哪里?

    重 返

    5月6日,78岁的赵绮莲将飞往莫斯科,参加由中俄民间组织举办的俄罗斯胜利日纪念活动。她还将作为“抗联”(东北抗日联军)后代与俄罗斯老兵座谈。对于即将开始的这次旅程,赵绮莲最期待能在莫斯科现场感受俄罗斯胜利日70周年阅兵的盛况,她说:“以前历次阅兵我都会在电视上看,我非常喜欢,那代表了俄罗斯的一种精神。”

    赵绮莲的父亲是中共第一个抗日宣言《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宣言》(史称“9·18宣言”或“9·19宣言”)的起草人赵毅敏。赵绮莲曾经对俄罗斯和莫斯科再熟悉不过。生在莫斯科的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一批背景相仿的来自各国的共产党革命领导人的后代一起,被送往莫斯科以东300公里外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抚养,直到15岁才回到祖国和父母身边。

    中国青年报前驻俄罗斯记者关健斌2007年探访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后曾描写道:“在教学楼主入口的右侧,镶嵌着一块白色的大理石牌,上面写着:1933年,在国际救助工人组织成员的倡议和斯塔索娃的协助下,为了救助欧洲国家那些被捕或被害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孩子们,创建了国际儿童院。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历史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20世纪的所有事件。”

    二战无疑是20世纪影响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最深刻的事件。在那场空前惨烈的战争中,即便是这群被保护起来的孩子,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战争的波及。战争的印迹深深刻在他们童年的记忆中,所以,当赵绮莲有机会再次重返她童年时生活过的那片土地时,她仍然非常期待。

    开 战

    肖苏华是赵绮莲在苏联时的“发小”之一,“苏联和中华”是肖苏华名字的由来,带有典型的“那个年代”的印记。一岁多的时候,肖苏华便离开了投身革命和抗日事业的父母,被送到莫斯科第一国际儿童院。他说:“那时候,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是我的同桌,同班的还有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等等。”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巴巴罗萨计划”为代号,集结了300万兵力,出兵入侵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场由此打开。在战争初期的几个月,德军进展迅速,一路东进,逼近莫斯科。在这样的情势下,肖苏华、赵绮莲等在莫斯科“第一国际儿童院”的孩子被转移到伊万诺沃市。

    “混乱”是当时4岁的肖苏华记忆中从莫斯科撤退那天的情形。“撤退时非常匆忙,我只记得当时我们是坐大巴走的,莫斯科的街道非常混乱。”除此之外,当时年幼的肖苏华现在记不清太多细节。在纳粹德国时期德国外交部新闻官保罗·卡雷尔所著《东进:苏德战争1941-1943》一书中,对那时的“混乱”情形有详尽的描述——“1941年10月19日,离莫斯科只有60公里的防卫重地莫扎伊斯克失守后,莫斯科的神经已达到临界点。各种耸人听闻的传言满天飞:政府已经逃离,外交使团已离开莫斯科,列宁的水晶棺已被转移到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这些故事和传言都有个附言:德国人已兵临城下。”

    刚到伊万诺沃儿童院不久,因为战争初期德军节节进逼,离莫斯科只有300公里的伊万诺沃也面临着战火威胁。还要往更东的地方去——儿童院的孩子们又面临着再次撤离。赵绮莲回忆说:“我们每个人都打好了行李,随时准备出发。”但这次撤离并没有成功。“因为要运送战争物资,许多工厂、企业也都在向后方转移,火车等交通工具非常紧张。因为等不到车,我们只能留在儿童院。”同样在伊万诺沃儿童院长大、当年6岁的任娅回忆说。

    战 时

    1939年就已经来到伊万诺沃儿童院的任娅,对战前战后差别甚巨的生活条件有更多感触。她说:“卫国战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生活很好,一天吃5顿饭,加餐有牛奶、饼干和点心。”但在战争爆发后,“饿”成了他们脑海里最普遍的记忆。

    “伊瓦诺沃市的人民对外国孩子很照顾,尽量保障我们最基本的食品供应。”赵绮莲说,即便这样,儿童院近200个孩子的生活需求还是无法满足。肖苏华则回忆说:“最困难的时候,没人每天只能吃100克黑面包。”男生总是吃不饱,女孩子有时候会留一口面包皮等饿的时候吃,但是留不住,半路就被男生抢走吃了。

    冬天供暖是另一个问题。“战争开始头两年,因为缺少燃料,儿童院常常无法供暖。摄氏零下40度的气温,窗户上结着冰,连墨水都结了冰,我们睡觉都穿着大衣。曾经有人给了学校几百立方米的木材,但校长把它们都卖了,因为首先要解决吃的问题。”赵绮莲回忆说,“我们不得不自己开垦菜地,自己去砍伐木材。”

    种菜也是这群“小不点”共同的童年记忆。任娅说:“胡萝卜、土豆、黄瓜、西红柿、洋葱、洋白菜……各种各样的菜我们都种过。大些的孩子晚上还要看护菜地,睡着了没看住,一些土豆会被同样饥饿的老百姓挖走。”

    因为饿,还出现过自己“偷”自己种的菜的事儿。肖苏华记得,饿狠了的时候,他们会在夜里偷偷爬起来,“偷”自己种的菜,“扒出稍微粗一点儿的胡萝卜,洗都不洗就吃掉。”

    远 东

    今年81岁高龄的姜淑媛,没有伊万诺沃儿童院的经历,她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苏联回国后,在华侨汉语补习学校学习时与来自儿童院的伙伴们结识的。1937年,3岁的姜淑媛随母亲、伯父和表哥私自入境苏联,寻找在东北抗联从事地下工作中下落不明的父亲。没想到,因为被怀疑是日本特务,他们一入境苏联就被控制起来审查,她和表哥被送进了孤儿院,后来才被领回到家人身边。

    卫国战争爆发时,7岁的姜淑媛与母亲生活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地区。远东地区在卫国战争时期属于大后方,但那里的人们依然被战争改变了生活轨迹。姜淑媛回忆说:“1941年到1945年战争期间,我正上小学,尽管我们还小,但是对战争的感受却很深。”姜淑媛记得,她的很多苏联同学的父兄都应征入伍,时常会听到苏联同学的父兄阵亡的消息。扩建校舍的工程因为战争而停止。老师会带学生上山采药材,以准备应对可能来到这个地区的战争。体育课上,老师会讲解枪的构造,教学生打枪。三四年级的学生开始学习简单的德语,以防真的遭遇德军。

    让姜淑媛稍感庆幸的是:“那时候,来找我们城镇里的同学,总是饿着肚子的。但我们生活在农村地区,可以种地,情况相对好一些。”

    空 袭

    离战场更近的伊万诺沃儿童院,孩子们还需要经常防空袭。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凭借“闪电战”屡屡得逞,而“闪电战”往往是先利用飞机猛烈轰炸敌方重要的战略设施,把对方飞机炸毁在机场,取得制空权。伊万诺沃市因为是纺织工业基地,并未直接遭到大规模空袭,但任娅回忆说:“德军飞机在去轰炸工业基地高尔基市时会经过我们这里。每当德国飞机飞过时,我们不能开灯,窗户都用黑布遮盖得严严实实,一点光亮都不能有。大一点的孩子被派到楼上值班,飞机一来就发信号,我们会很快跑到附近的树林里,钻进之前挖好的防空洞和战壕中,等空袭警报解除后再回来。学校也会准备好水缸、沙袋,以备万一遭到空袭时进行抢救。”

    列宁格勒

    尽管在伊万诺沃的战时生活非常艰辛,但“儿童院的孩子们”知道,他们是幸运的,与战争前线的惨烈相比,他们的“艰辛”不算什么。赵绮莲记得:“有一次,从列宁格勒解救出的十几个孩子被送到儿童院,这些孩子个个瘦得皮包骨头,大夫见到他们时说他们恐怕活不了了。”

    列宁格勒是二战东线战场中的一个惨烈符号。电影《列宁格勒900天》再现了当时的那座城市的惨烈景象和苏军的顽强抵抗。

    1941年9月,希特勒在即将攻陷列宁格勒之际下令停止进攻,转而用包围封锁的方式发起消耗战。虽然后来这被认为是希特勒在战术上的一个致命错误,但保罗·卡雷尔在其《焦土:苏德战争1943-1944》中认为,希特勒之所以会犯下这个错误,原因是他“低估了这座城市里苏军的坚韧和顽强。”

    由于被围困且补给严重不足,其结果便是饥饿——前所未有的肌饿。任娅看过一些从列宁格勒被解救出的同学写的回忆录,她至今仍记得回忆录中的一些描述:“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每个成人每天只有200克面包,到后来配额越来越少。每天都能看到饿死的人被小木车运走。人们先是吃马肉,后来吃老鼠。甚至出现过人吃人的可怕情景。”

    那些从列宁格勒被解救出来的孩子之所以能被解救出来,得益于一条“列宁格勒生命线”,这是德军围困的一个“漏洞”——列宁格勒的腹地延伸至拉多加湖西岸,冬天结冰的湖面可供卡车通行,除了被苏军用来运输战略物资和食品,大约80万列宁格勒居民也利用这个通道被疏散。任娅当时就曾听说:“为了把这些列宁格勒的孩子送到后方,有几辆卡车在湖面探路时沉入了湖底。”

    一切为了前线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这是1941年6月30日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国防委员会成立后提出的口号。

    伊万诺沃儿童院也在为卫国战争作力所能及的贡献。赵绮莲将这些“贡献”用工整的俄文誊抄在纸上,她一一念道:

    “为上前线的战士准备礼物共550件,每份礼物包括绣花手绢、领带、笔记本、笔、茶、糖果、干粮等等。”

    “从1941年6月到1942年1月,共组织94场慰问演出,有14200名战士观看了演出。”

    “儿童院师生为前线捐献1151卢布。学校组织义务劳动赚得1370卢布也送到前线。”

    “组织挖战壕5次,每次25人参加。参与建设机场4次,每次15~30人参加。”

    “学校缝纫班一共缝了烟袋600个、手绢2180块、衣领1810个……”

    任娅记得,战争开始两年后,她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但因为战争,伊万诺沃的一些学校变成了医院,所以她并没有上学。大一点的女孩子会在医院帮忙照顾伤员,大一点的男孩子会为伤员献血,有的人献过好几次。孩子们还会给前线的战士写信,鼓励他们好好打仗。

    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则回忆说,当时,更大一些的孩子要参加很严格的军训,长途步行和滑雪都是军训科目。男孩女孩都得去森林伐木劳动,男孩的任务是每天2立方米,女孩则是1.7立方米。

    斯大林格勒

    在严酷的战时,赵绮莲跟所有人一样期盼着胜利。但现实是残酷的。“那时候经常开会讲形势,比如红军打到哪儿了。头两年,我们听到的是红军节节败退、不断后撤。斯大林非要保住基辅,结果在基辅被俘的红军就有60多万。再后来,白俄罗斯丢了,乌克兰丢了,德军一直打到了高加索。我们听到前线失利的消息都受不了。到了1943、1944年,形势才有所好转。”

    赵绮莲所说的“形势好转”,转折点是广为人知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这次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部战线的转折点,也是整个二战的转折点。有分析家认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战略意义远超诺曼底登陆战役。

    1942年6月,德军开始在苏德战场南翼实施重点进攻。1942年8月,德军开始对斯大林格勒进行大规模空袭,到11月中旬,斯大林格勒90%以上的地方都被德军占领。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名将崔可夫指挥的第62集团军,依然在斯大林格勒市区与德军展开激烈巷战,执行苏军最高统帅“不许后退一步”的任务。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罗伯茨在《斯大林的战争》一书中写道:“在战役过程中,崔可夫的部队伤亡达到了75%,但62集团军的抵抗意志并没有垮掉。”当时苏军的《红星》报在社论中说:“第62集团军震惊世界的顽强精神,使我统帅部有可能集结兵力,转入反攻,重创德国法西斯部队。”

    1943年1月10日,苏联集结7个集团军发起进攻,月底取得战役胜利。杰弗里·罗伯茨写道:“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令欧洲的所有德占区欢欣鼓舞,对提升苏联和同盟国士气的影响也不可估量。”他还引述了1943年2月4日《纽约时报》社论称:“斯大林格勒战役是这次战争中代价最高也最顽强的战场。那里进行的殊死战斗,也许最后会成为这次漫长的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斗之一……在战争的强度、破坏性和残酷程度方面,斯大林格勒战役是无与伦比的。”

    胜 利

    随着战争形势的扭转,1944年6月6日,由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部队组成的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第二战场,加快了法西斯德国覆灭的进程。此时,苏军已在东线独力对抗德军3年之久。

    1945年5月9日,苏联人期盼已久的“胜利日”终于到来。

    “战争结束那天,大家都来到镇里的大广场庆祝,一些妇女泪流不止、泣不成声。”姜淑媛还记得当时她居住的小镇庆祝胜利时的情景。令她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整个镇上几乎没有有健全男人的家庭,男人们要么牺牲在了战场上,要么是瘸腿或断了胳膊。可见,即便是在后方的人民,是对战争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莫斯科更是一片“欢乐的海洋”。杰弗里·罗伯茨在书中引述了亲历者的回忆:“那天晚上聚集在红场和周边的有两三百万人之多,他们表现出由衷的欢乐……在街上又唱又跳;所有的官兵都在拥抱、亲吻。他们都陶醉在幸福当中。”

    为了这场胜利,苏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7万座苏联城市和村镇变成了废墟;苏联军队的损失是德军的两到三倍;战争共造成2千多万人伤亡,其中三分之二是平民。

    回 望

    70年之后,回忆那段战争岁月,不管是当年生活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的赵绮莲,还是生活在远东地区的姜淑媛,他们都表示,因为年龄太小又在后方,当时对战争并没有太多恐惧。

    类似的“少年不知愁滋味”心态和感觉,也出现在另一群孩子——“敌军”德国孩子的身上。曾在二战东线战场作战的德军士兵盖伊·萨杰在其回忆录《被遗忘的士兵》中写道,1944年9月,在德军大势已去、他随部队拼命撤离的途中,他看到一支“在最后时刻被组建起来的部队”,在那支“部队”里,一些人已经60岁开外,另一些则在13岁至16岁之间。这些男孩子穿着显然是匆匆拼凑而来的军服,手里的步枪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一样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预知即将要面对的不可想象的恐怖,而是依旧像所有这个年龄的孩子一样嬉戏着。

    盖伊·萨杰注视着“这些孩子童年最后的时刻”设问:“全民皆兵的战争,会把这些孩子都吞噬掉吗?德国这样做,是出于英勇或是出于疯狂?谁能够评判这样的战争和牺牲?”

    姜淑媛早就过了“不知愁滋味”的年龄。她在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说:“可怕!今天以成年人的眼光回望,战争无疑是可怕的。不敢想象,如果当时我们是在战争的前方,说不定就活不到现在了。”

编辑:徐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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