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什么时候确定要上今年央视春晚的？
苗阜：去年10月30日成立的剧组，我是在30日之前几天接到通知的。当天下午去报到后大概对几个选题探讨了一下，最后定了反腐题材。
新京报：当时是准备了几个题？
苗阜：我们是先见面，人家定了俩题。按照这俩题，看有没有这方面的节目。我们按照这个选题，报了仨节目。最后他们还是偏向于反腐，就这么定下来。
新京报：圈内人怎么评价你们接这个题？
苗阜：接触过我们题材的，包括在一块儿聊过的，第一反应就是扎手，觉得挺难碰的。说点儿轻松愉快的多好，而且关键是我们没有生活，贪官的生活离我们太遥远了。
新京报：你们怎么揣摩贪官的心理？
苗阜：因为缺少这方面生活经验，我们就从人性上来考虑。人到了这个位置他会怎么想。相声里的人物要立起来，心态也要立起来。我们就在这个方面着重。但是你说最终解决没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没当过官儿，更没当过贪官儿。
王声：到底解决没解决还得演完之后看“笑果”。
新京报：听说你们跟陕西省纪委开过座谈会，有这事儿吗？
苗阜：你知道人无助的时候是什么状态？愁啊，我都快把我的茶海（饮茶器具）啃掉一块儿了。好在陕西省委对我们都很关心，我早上打电话过去求助，下午就安排好了。省纪委的领导都在，我们一块儿开了个座谈会。
他们把全国有典型性的案例都跟我们说了一遍，包括他们在调查中的一些感受。开这个会的收获，更多的是一种启发，我们在创作时会想在他们的调查当中，官员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新京报：跟陕西省纪委接触之后，感觉帮助大吗？
苗阜：会有帮助，这是鲜活的案例，可以开拓创作的思路。我跟王声交流时说，素材很多，这次用不上可能下次在别的地方会用得上。昨天（13日）中纪委工作人员还给我发短信联系，说需要什么帮助就说话。
上中纪委网站寻找素材
新京报：相声里有哪些具体案例？
苗阜：我们这个作品里没有具体案例，我们从具体案例里寻找启发。
王声：你得找他们共性的东西，把这些事儿总结起来，贴到一个人身上。
新京报：一些官员的悔过书被曝光，里面有对官员心理活动的描述。这个对你们有用吗？
苗阜：我一向认为这个假，就跟写检查似的。小时候上学写检查，绝对是扬长避短，没有太大用处。还是我说那句话，所有东西就从心态上考虑，其他的都不用考虑。那东西我编都能编出来。比如贪污了八个游艇，两套房，老百姓都能想出来。
新京报：有没有对哪个落马官员印象比较深？
苗阜：没有，其实我是一个挺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估计我们了解比较多的跟大家差不多。新闻报什么我们看什么，官儿越大的肯定越关注。
新京报：平时会不会上中纪委的网站？
苗阜：为了准备这次相声才开始上，去找素材。
审查组未对相声尺度做要求
新京报：剧本改了几次？
苗阜：一遍拆洗一遍新嘛。每天都要改，人家不让我们改我们自己都得改。我站在台上感觉哪儿不合适，下来肯定得调啊。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王声：相声不是说剧本改完就完事了，那不可能。俩演员下来，今天这口气儿有没有给喘对了，都得问问。这才是相声真正的改，落到纸上没有太大用处。
新京报：改剧本是什么样的状态？
苗阜：现在想起来哪儿改一下更好，就赶紧改。每天见了观众之后，观众的反应也是我们改的根据之一。半夜醒了想起来也会打电话对一下。
新京报：什么时候定稿？
王声：准确地说到现在都没定稿，等晚会播了才能算定稿。
新京报：央视春晚审查组和导演有没有对相声提过要求？
苗阜：没有。我们其实跟哈文老师接触很少，她不负责我们语言组。她说了一些东西，要求把节目演好，具体的事儿都是语言组导演来负责。
新京报：改剧本的过程中他们有没有提过建议？
苗阜：整体上他们不愿意给我们添麻烦。不过有一些小的建议，他们觉得有哪些好的点会给我们提供一下。
王声：毕竟是人家定制的活儿嘛，觉得哪个地方有点儿不符合他们的概念也会提建议。比如说，第一版改出来后他们说批判力度不够。不像是一个讽刺类相声，像是一个搞笑节目。这次整体是比较宽松的。
新京报：有没有因为题材敏感对你们提出建议？
苗阜：没有。
新京报：你们这个相声的时间安排是在零点前还是零点后？
苗阜：还没确定。必须到春晚那天晚上才知道。有的时候录完备播还会被掐掉呢。备播是后天（17日）下午。
新京报：这个相声也有可能播不了？
苗阜：对，每天都在毙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