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鉴古知今，继往开来。中国历史的治乱兴衰，中国政治的清浊明晦，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思想财富、实践镜鉴和创作素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以雷霆万钧之势正风肃纪、“打虎拍蝇”，不但开创了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从严治标的崭新局面，也促使中华民族的优秀廉政文化得到复苏和重生。
日前，一部全方位反映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精华的纪录片《鉴史问廉》应运而生。该片思想凝厚，艺术精深，探寻展示中华民族的“廉政文化基因”，令人观之不倦，念之不忘。这部饱含家国情怀、人文关怀的开风气之作，与笔者近时思考的三个问题不谋而合：其一，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廉政文化基因究竟“是什么”?其二，发扬光大优秀廉政文化基因应当“做什么”?其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到底“要什么”?
随感之一：鉴古方知“是什么”
中华民族政治早熟、文明早启，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黑格尔在研究中国时就曾指出：“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它的原则又具有那一种实体性，所以它既是最古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 他还独具慧眼地谈道：“东方世界在‘道德’方面有一种显著的原则，就是‘实体性’。”毋庸置疑，廉政文化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治国理政、经世济民的“实体性道德”，具有“最古又最新”的永恒价值和普世意义。
在中国绵延不断的文明长卷中，对清廉政治的追求贯穿着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全过程。今人不断“寻根问典”，就是要找到当下参破“信仰迷思、文化迷惘、价值迷失”的精神之源和实践之匙。《鉴史问廉》作为一部文化记录“大片”，锁定“廉政”关键词，深入中国历史演进的细节和脉络之中，既纵横捭阖，又索微抉隐，进行了一次对廉政文化与社会及文明兴衰内在关系的“发现之旅”。正如该片所示，贪污腐败的本质是对社会物质财富分配规则的破坏，当这种“内生性、内伤性”破坏无以复加，导致最基本的社会财富再生产难以为继，整个社会就要“礼崩乐坏”，在信仰上显现危机，从整体上走向崩溃，从政治上出现解体。在历史上，百姓们对政治清明和清官廉吏的期与盼、鼓与呼，其本质上是对公平正义这个维系社会基本规则的强烈诉求，也是对国家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积极捍卫。
实践出真知，反思出新知。面对中国数千年王朝兴亡更替的大戏，我们看到了一条隐现其间的廉政文化线索。因为历朝历代在反腐败上都留下大量经验教训，这些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廉政文化景观。《鉴史问廉》纵览中华民族五千年朝代演进，以“廉”为核心，以“清、勤、慎”为主题，从历史的兴衰之道中探寻廉政文化力量，为盛世鸣警钟，为时代举镜鉴，是我们“解码”中国的一个“文化导航仪”。特别是古代廉政建设、官德建设、社会教化与惩贪措施曾有过遏制腐败的壮举良效，其结果就是推动生产力发展，造就了一个个传颂千古的盛世。通过《鉴史问廉》的“历史视窗”，我们看到：盛世的出现有赖于胸怀天下的君主励精图治和官员清廉干练，上下胼手胝足，齐心协力;但当一个王朝走向衰败，官场的贪污腐败总是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国家战乱和改朝换代，盛世又被乱世所吞噬。面对这种治乱循环的历史现象，一条始终不变的规律一再显现，那就是“廉则兴，贪则衰”，贪腐不会导致一个王朝迅速衰亡，但一定会导致这个王朝灭亡。管不住腐败，国家就有危亡之虞;遏制了腐败，国家就能长治久安。
正如王岐山同志所强调的那样，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治国理政、管权治吏思想，有丰富的礼法相依、崇德重礼、正心修身的历史智慧。“国家”是我们民族独有的概念，国与家紧密相连、不可分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首要。中华传统文化是责任文化，讲究德治礼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中华文明的DNA，为国尽忠、在家尽孝，天经地义。通过《鉴史问廉》的倾力呈现，可以看到中国数千年家国文明绵延不绝，一个极端重要的原因是：传统廉政文化的“精神血脉”生生不息，润养了一代又一代德高品正的仁人志士，将廉正、清白、忠诚、修身、勤政、民本、节俭等优秀廉政文化“道统”发扬光大。此乃中华民族之幸事，亦是今日中国之福祉!
随感之二：创新需懂“做什么”
梁启超先生在上世纪初年曾大声疾呼：“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来的这份家产，毕竟还在咱们手里。诸君别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请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们平辈的国家，如今都往哪里去了?现在赫赫有名的国家，都是比我们晚了好几辈。我们好像长生不老的寿星公，活了几千年，经过千灾万难，如今还是和小孩子一样。”虽经八十余载，这一席话仍令人觉得言犹在耳、回肠荡气!今天的中国，信步走在大国复兴的康庄大道之上。应当深思的是，如何面对这一份既久远又连贯的“大国政治遗产”?它考验政治智慧和政治担当，也指引复兴方向和创新路标。今天的我们，决不能做漂泊无依的“文化孤儿”，更不能做数典忘祖的“文明弃儿”，而应当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之立场，以“古为今用，学以致用”之方略，以更多更新的原创性作品来“下载”我们的“文化内存”，传承我们的“文化基因”，复兴我们的“文化梦想”。
诚如所见，《鉴史问廉》既是近年来不遑多让的廉政教育佳作，也是不可多得的电视纪录精品。该片纯熟运用情景再现、专家品评等纪实手法，将中国传统的廉政理念文化、行为文化、规矩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等进行全息扫描和立体呈现，从官修国史、历代法律、监察制度、科举制度、文物古迹、民间故事、清官廉吏的真事典故中进行“考古发掘式”再创作，从传统戏剧和文学等艺术形态中选取经典事例进行“大数据化”再加工，将“大历史、小细节”呈现荧屏，用“老话题，新思考”冲击心灵，带来一场视听盛宴，分享良多精神养分，既可谓中原大地的亮丽文化盛景，亦堪称中国廉政文化建设长卷上的精彩一笔。
值得一提的是，如《鉴史问廉》这般品位和量级的文化纪录片，不同于电视剧等艺术门类的虚构、戏说等表现方式，着力以逻辑性和真理的力量震撼人，以叙事性和真实的力量打动人，给廉政文化建设者和电视艺术工作者带来双重启迪。作为一部“豫制”文化品，该片主创人员巧妙用活带有地域特色的内容元素和故事桥段，如豫剧中“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七品芝麻官”，内乡县衙上“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的楹联等，令很多观众津津乐道。同时，该片创作团队艺术地将历史与现实进行文化“对接”，如从热映电影《狄仁杰之神都龙王》回溯唐朝史实，从戏剧脸谱形象来解读包拯故事等，具体而微地描画出中国式“清官情结”的民意基础和文化渊源。实际上，宣传不全是“宣讲”，教化不等于“喊话”，深刻不同于“尖刻”，主流文化精品往往越接地气越有人气，越赏心悦目越入心醒脑，越顺应民意越彰显党心。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用富有政治热度、文化温度和历史厚度的精品杰作来续写文化传奇，才能不负先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情怀、大忧思、大期待。
随感之三：知今才晓“要什么”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意大利学者克罗齐在1917年提出的著名论断。上世纪中叶，朱光潜先生曾对其阐发道：“过去史在我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着重历史的现时性，其实就是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今人观古，不为泥古，而要通今。毛泽东同志历来倡导“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即在于此。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经常思考的就是如何保持公职人员的简朴廉政，密切联系群众，不致成为站在老百姓头上的“官僚”。如他曾多次要负责干部多读贾谊《治安策》，因为其看到汉初社会风气侈靡相竞，豪强掠夺，造成“卑贱者”和“尊贵者”对立，“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
方今之际，中国既面临经济体量“坐二望一”的有利条件，也面临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群体性事件多发、贫富差距较大等现实挑战，特别是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思想防线还没有筑牢，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而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复兴的不仅是经济实力、政治地位和全球影响，还有优秀文化和核心价值观，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不能让舶来的“文化垃圾”充斥我们的精神家园，不能让腐朽落后的“思想残渣”污染我们的信仰高地。以传统廉政文化为根基，掀起一场直抵人心的文化价值观“净化美化行动”，恰逢其时，正当其用。应当看到，《鉴史问廉》创作团队的责任担当、创新能力和艺术功底，无疑是该片不输于荧屏看点的一大幕后亮点。其所构建的中国廉政“传统文化长廊”，既有助于党员干部筑牢思想防线，也有助于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价值自立和道德自给，为建设清廉社会、清廉家园和清廉人生凝魂聚力。
更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锐意改革，重典施治，作风建设高举高打，强力反腐高开高走，以一场改变中国的超强“廉政风暴”为“中国震撼”开启新篇。可以预见，这将改变中国政治生态，也会改变经济社会景观;这将洗刷我们的党风政风，也将改变我们的社风民风，带来过滤发展“水分”、查杀贪腐“病毒”和扫除精神污染等综合效应。即便如此，仍有不少杂音噪音不绝于耳，如反腐败影响招商引资的“杀伤经济论”，影响党的形象的“自我抹黑论”，导致职工利益受损的“反腐误伤论”，造成不作为懒作为的“为官不易论”等。因此，为打赢这场输不起的反腐败攻坚战、持久战，在强化思想共识、提供智力支持和引导社会舆情等方面创新有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鉴史问廉》所提供的丰富历史镜像，给当下的正风肃纪、“打虎拍蝇”提供了别具深意的文化参照系和心理坐标谱。
事实上，反腐败作为一种国家治理行动、权益规制体系，带有很强的系统性、统摄性、协同性、广域性，给全社会带来全新的“同在感、现场感”，让国人清晰地看到风气变好、生活变好、国家变好的定格画面。可以说，《鉴史问廉》在讲好历史版“中国反腐故事”方面做出了值得记取的重要贡献。对反腐实践者和研究者来说，应当更自信、更给力地担当起自身的“主体责任”，那就是把中国当下很多带有原创性的“反腐新故事”讲好讲透，为我们的社会心理环境增加更多“精神绿植”，为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凝聚更多“民心红利”。
曾记得，国学大师钱穆有言：
“中国诗里的理想境界，则必是具有风力的。风来了，万物滋生。诸位若能从诗中披拂到一些古人之风，诸位又若能把此风吹向他处，吹向将来。诸位当知风是无物能阻的。风大了，自能所向披靡。”
正作风、反腐败是不能输的实践较量，也是必须赢的文化博弈。清风正气能聚得起来，歪风邪气才压得下去!但愿更多如《鉴史问廉》般的文化精品问世，把正气新风吹向国人心扉。如此蔚然成风、相沿成习，“诗里的理想境界”成真，全党上下齐心协力，人民群众鼎力支持，我们的作风新状态、政治新生态、反腐新常态亦“自能所向披靡”!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原载2015年1月30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