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生
临近岁末，香港导演徐克携带新拍的电影《智取威虎山》进入内地院线，成为电影市场的一件盛事。《智取威虎山》上映之前即已在国内舆论界引起阵阵骚动，这种骚动不止于对电影本身艺术成就的探讨，而是更多地着眼于这部作品的历史背景。说起《智取威虎山》的故事，国人对它的情感可以说是五味杂陈，作为一部曾经在40多年前的“文革”中大出风头的京剧，它在文艺领域万马齐喑的环境中与其他几个“样板戏”一起，通过政治的推手，达到了家喻户晓的普及程度，几乎每一个稍能识文断字的国人都能哼上几句，民间甚至不乏高手能够全本唱念。但是，由于它们是在当时肃杀的政治环境中脱颖而出的，因此在“文革”结束后迅速地走入了冷宫，一些在“文革”中饱受摧残的老人更是对其深恶痛绝，用巴金的话来说，一听到它的旋律，就要浑身发抖。
尽管如此，但对于更多经历了那个时代的普通中国人来说，他们对于《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却并不是那么反感，甚至颇有亲切感。在今日的K歌厅里，有人如果能够唱上一曲杨子荣的《打虎上山》，就会赢来满堂喝彩，而能够享受这种荣耀的演唱者，基本上是在那个时代打下的“童子功”，这也证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文艺作品，将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巴金和他的同时代人曾经对“样板戏”的复活加以痛斥，但以他们的微弱之力，从来没有阻挡住《智取威虎山》这样的作品在市场上流传。在他们陆续逝去以后，这些作品更是全面复活，只是不再具有“样板戏”的标签。
但是，在“样板戏”的标签被撕去以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以《智取威虎山》为代表的这批作品又继续流行。曾几何时，一位小说家因为改写了《沙家浜》而被控以“丑化英雄人物”之罪名诉上法庭，更多的观众对一些根据“样板戏”改编的电视剧怒火满腔，理由也是丑化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徐克的《智取威虎山》来到我们面前。这部电影没有背负宏大的政治使命，既不是为了通过复活“样板戏”来给那个噩梦般的时代招魂，也不是为了教育观众，它就是导演根据自己的理解创造的一个作品。在徐克的镜头里，杨子荣只是一个深入匪窟的传奇人物，为了能够成功地潜伏，他满口土匪黑话，甚至与匪首的小老婆调情，完全没有了昔日舞台上那种“高大全”的气概，而正是这种有点像007一样的人物，赢得了今日青年观众的喜爱。徐克版的《智取威虎山》，洗去了“样板戏”的政治魅影，让艺术欣赏回归到了艺术的场域。
《智取威虎山》等京剧，在“文革”中曾经被抬高到不可改动一字的高度，甚至剧中人物衣服上的一块补丁都有严格规定，什么颜色，多少尺寸，一些文艺工作者就是因为稍作改动而犯下僭越之罪。据说，这是因为这些戏经过千锤百炼而已经臻于完美，至今还有很多人迷恋这种程式。当时为此还创造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论加以包装，但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之下创造出来的英雄人物，实际上构成了对英雄人物的另一种诋毁，比如“样板戏”中的杨子荣，始终处于舞台中心，面对凶恶而狡猾的匪徒如入无人之境，胜利来得十分轻松。
其实，当时的每一部“样板戏”，其原创作品大都产生于“文革”前，但正是因为戏中人物太真实而被抛弃，在政治魅影的操持下，都是依循着这种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两结合”手法，一步步地走入天堂，而其原作则一概被列入禁区，无论是杨子荣，还是其他作品中的一号人物，都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话人物，只可膜拜，不可亲近。而徐克版《智取威虎山》之所以能够被接受，正是在洗去了这种政治魅影后让杨子荣回到了人间。平心而论，其他一些“样板戏”也大都饱含着当时文艺工作者在艰难环境下辛苦创作的心血，其中也确有可取之处，而要让它们为今天的观众接受，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洗去附着在它们身上的政治魅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