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树林
根据近年来的公开报道发现，至少有53名落马官员进行公开忏悔。在讲述时，有14人以“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总结自己从一个贫苦出身的孩子到当官后腐化的堕落过程。其中包括：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原四川省宜宾市副市长陈光礼等。(据12月19日《新闻晨报》)
从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的“我出身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山村，上学每天早上要跑七八里路”到前铁道部部长的“我知道农民的艰辛，他们一年到头在外打工不容易呀”;从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的“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忘记了党的培养，背离了宗旨，迷了航，转了向，背叛了党”到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出生在农村，上完初中后，回家当了农民”等等。其实，“我是农民的儿子”这句贪官忏悔的“标配”语言，公众早已经“审美疲劳”了。说白了，无论是法庭上的痛心疾首，还是面对监狱空窗的悔恨交加，无论是如何言辞恳切，还是话语里的情意绵绵，无非都是一场“秀”而已。不可否认，很多身陷囹圄的贪官的“泥腿子”身份不是假冒伪劣，然而当你在台上大权在握、呼风唤雨、蚕食鲸吞国家资产的时候可曾想过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呢?实在是可怜、可怒又可悲。
纵观这些贪官的成长和覆灭痕迹，确实他们是从农村走入城市，然后一步步凭借自己的业绩慢慢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也曾在自己令人骄傲的过去为国家和人民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但是当他们“一如侯门深似海”之际，骄奢淫逸、追求享乐、贪污腐化等早已让自己脱胎换骨，哪里还有农民的影子呢，哪里还记得自己曾经党旗下的誓言，哪里还记得党纪国法呢?可以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根本不是贪官们的救命稻草，更不是用来躲避刑罚的挡箭牌。近年来，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即使如此，眼泪汪汪地道出“我是农民的儿子”还是挺耐人寻味的。一是希望用“农民”的标签来博得公众的同情，他们一路走来，充满了辛酸和艰辛，故借“痛说家史”、自身的“小农意识”来为自己减轻罪名;二是通过“农民的儿子”阐述自己曾经的为人民做的贡献，借以“以功抵过”;三是透露出这样的血统，这样的卑微出身，这样的没有“背景”，才被绳之以法等等。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的作秀伎俩，骗不了任何人。贪官们这样的自我“标榜”又有何用。反腐不存在“身份论”，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哪级官员，只要不能勤政廉政，大搞权力寻租，就会被党纪国法钉在耻辱柱上。
“我是农民的儿子”，实在太缺乏“创意”，也真切将“农民”污名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