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傅达林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12月04日 01 版）
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A·切拉米写过一部畅销书：《给美国以灵魂：两个年轻人和美国宪法的故事》。书的主旨在于描述美国宪法的历史，但作者把笔触放在了当年的两个年轻人身上：32岁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36岁的詹姆斯·麦迪逊。两位年轻的开国元勋，引出了一段扣人心弦的制宪故事，也催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成文宪法。
引起我兴趣的不是宪法如何赐予美国灵魂，而是在美国立宪的诸多巨匠当中，切拉米为何偏偏选择写两位“年轻人”？这是否暗含着青年与宪法之间的“特殊关系”？这让我想起中国的梁启超，“少年强则国强”的铮铮之言至今仍激励着青年为国奋斗。其实，梁启超是一位宪法学人，他在29岁即创作《新民说》，旨在为中国立宪政治开辟一条切实的道路，所谓“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点出了青年成为新民对于国家宪法政治多么重要。
如果把人类的立宪史描述为一部围绕权利的斗争史，那么史册上熠熠生辉的那些典范，往往与青年有关。马丁·路德·金34岁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为黑人争取平等权；获得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马拉拉·优素福·扎伊年仅17岁，一直为儿童的受教育权而抗争……在立宪、立国的道路上，无以数计的青年以满腔热血与激情，以对自由的无比热爱，成为驱动历史的“火车头”。
告别了救亡的危机和革命的激情，今天的青年依然是推动社会进步、塑造立宪政治的重要力量。因为青年对于人的尊严最敏感，青年最看重人格的独立，青年的内心最向往自由，青年最不能容忍压制与专权，这种秉性与宪法的精神“心有灵犀”。无论如何界定宪法，她都与一个国家和民族对于自由的理解有关，与我们希望怎么安顿人的尊严和权利有关，宪法和法治说到底就是保障人如何有尊严地活着。我们之所以把国家的未来托付给青年，不仅因为在时间长河中青年必将担当大任，更因为今天青年的宪法观、权利观、自由观、法治观，将直接塑造明天国家的政治和法治图景。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平等意识、自由意识和权利意识日渐强化。1982年宪法四次修改，无论是经济改制、人权入宪还是保护私产、依法治国，都在不断吸纳人民在改革开放中释放出来的“闯”的精神，将权利与自由的成果合法化、正当化。到今天，宪法有理由成为中国人民的最大共识，成为青年自由精神的皈依，成为中国青年施展抱负的精神指引。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潮流中，在中国宪法走进生活的历史性时刻，青年担负着什么样的责任？青年一代要重新认识中国，认识宪法，在内心与宪法展开对话，去发掘激活宪法、实施宪法、护卫宪法的自身能量。
其实，中国宪法实施和法治建设面临的最大障碍，不在体制机制，不在制度规范，而在人心，在文化心理。一代代口授心传的政治规则，千百年积淀的人情伦理，现实中彼此参照的经验遗传，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宪法和法治的文化障碍。改变这种内层障碍，实现宪法和法治生态的转型，需要一种“代际更替”。如果今天接受宪法精神洗礼和法治熏陶的人，进入体制和政治生活中便将其抛之脑后，那么宪法便难有权威，法治社会便难以成形。走出这种文化上的心理依赖，需要在代际更替中去塑造今天的青年，给予他们以灵魂。
梁任公当年感叹，“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时至今日，这种“新民观”某种意义上仍是中国法治道路上的短板。青年的公德心、权利观、自由观、宪法观如何，将直接决定中国未来的制度、政府、国家以及人民福祉。因此，在宪法知识的传播普及中，我们或许需要反思：该如何触动青年对宪法的兴趣？如何让青年在宪法教育面前由被动变为主动？如何从现实生活中培育他们的公民责任？如何让蕴涵于宪法知识背后的精神感染到他们？如何让他们的激情和创造与宪法精神相得益彰？
答案永远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但道理却在历史与现实的映照下无比清晰：宪法是国家政治永葆青春的密码，而青年就是宪法精神永不流逝的传承者。在青年心里建立起个人与宪法的牢固关联，让今天的青年拥有宪法之灵魂，明天他们便能把宪法精神洒遍天下。
以此献给新中国第一个宪法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