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法学教授 黄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这一重要论述，充分揭示了市场经济与法治经济的内在一致性，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完善提供了明确思路。
首先，法治是市场经济良好运行的保障。“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最重要的论述之一。四中全会对“法治经济”的着力强调正是对三中全会这一深刻论述的有力保障。四中全会《决定》强调，“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治植根于良法之中，蕴含了良法的法治这一根本性的治理结构得到确立，将为动态演进的市场经济持续稳定提供有力保障。
其次，法治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保障。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法无授权不可为”，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立了基本原则。四中全会《决定》有利于在廓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过程中进一步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有利于政府强化市场思维、尊重市场行为，有利于一系列实体和程序法律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进一步地，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与市场边界的调节，特别是要求政府职能从聚焦于事前审批，转换到依法建立健全积极有效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而只有法治，才能真正把握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度”。
再次，法治是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保障。市场主体有效参与竞争和创新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竞争能带来繁荣，有法治保障的竞争才能带来持续的繁荣。四中全会《决定》将有力推动公平竞争环境的塑造，提高市场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创新，保障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四中全会《决定》强调“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更是从法治的角度，通过为市场主体提供公正救济的方式力促公平竞争保障的实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毫无疑问，四中全会《决定》的这一论述意义深远，理论和实践价值重大，不仅体现了限制公权力与保障私权利并行的现代法治思想，而且为我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
系列之一：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统一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了整体部署，强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四中全会对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辩证关系的重要论述，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战略意义。
系列之二：依宪治国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石
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全会公报的这一重要表述，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强的现实意义。
系列之三：党治国理政新的起点
从四中全会的内容来看，这是一次关于依法治国的重大、重要事项安排。四中全会创造了多个“第一”，比如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对法治的重视前所未有，中央全会对法治重大问题专门作出决定前所未有，等等。内容决定地位，如此重大的内容决定了法治的权威地位，彰显了中央对法治的高度重视，四中全会把依法治国上升到了治国理政战略的新高度。
系列之四：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近日，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系统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法律基础，确立了法治与国家治理的辩证逻辑。
系列之五：依法执政是法治工作的核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阐述了“依法执政”的丰富内涵，从理论上解决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心问题。
系列之六：《决定》清晰勾画出法治政府框架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作出了全面部署，并从“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等六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建设法治政府的主要内容和要求，清晰地勾画出了一个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满意的法治政府的框架。
系列之七：党的领导是理解中国法治的钥匙
中国的法治当然不同于西方的法治。中国法治异于西方法治的首要特质，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理解中国的法治，就必须着眼于党的领导。在中国，撇开党的领导谈法治是不得要领的，党的领导是理解中国法治的钥匙。
系列之八：以良法善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一个新颖且重要的论断，良法的概念也是首次在党的重要文件中被提出。
系列之九：从“法制体系”向“法治体系”迈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论断，标志着中央的法治思想从“法制体系”到“法治体系”的深化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