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对外要维护信用，对内也要建立信誉，面对国家民众才能形成政府公信力。《论语》中就记载有关于公信力的讨论，学生子贡曾向孔子询问治国之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充足粮食、充足兵力、人民能信任政府，这就是治理政事之要。但子贡总有进一步的思考，他继续问，在这三者理如果必须要去掉一项，能去掉哪一方面呢？孔子说，“去兵”。子贡还想探寻答案的唯一性，于是又问，如果再去掉一项，在粮食充足与人民信心里，能放弃哪一方面？然而这道艰难的选择题没有令孔子为难，孔子斩钉截铁地告诉他：“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的治国理念是，在迫不得已之下，粮备可以去掉，没有粮食，不过是死而已，但自古以来谁也免不了死亡。可是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国家就立不起来了。
因此，政府必须要能取信于民，这就是中国文化中的问政、论证；因此，宋代宰相王安石也从治国实际出发，言古论今地总结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政府传递给人民的信义力量重过百金，这就是中国思维中的政论、政见。
所以，国之信，重九鼎。对内，民无信不立，对外，国无信不威。
信，与个体每一个人的关联更为密切，我们平日里，一句邀约的问候语、一篇工作的保证书、一段信誓旦旦的承诺，都是在进行着某种信约的发起和践行，在这过程中，可能言者无心，然而信者有意。我们每一天的言行印证、每句话的结果论证、每个人的印象旁证，都是比印盖在契约上的人名章更有说服力、更有真实度、更具考验性的人生信义证明。
信，就是要对自己的每一句话负责，也许有时候只是夸张的表达、只是随意的答应，可是语言之后没有行为的续接、没能圆满的完成，这段话就缺少了漂亮的收尾、这个人就缺少了完整的责任意识，言过其实，便成了言而无信的人。正如孔子感叹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如果不讲信义，简直不知道他该怎么办！
所以古人对自己出言十分谨慎，从战国时期的《春秋谷梁传》就态度鲜明地指出：“言而不信，何以为言！”如果不能守信，那何以要说话！到汉代的《大戴礼记》更同意这观点，说：“可言不信，宁无言也！”如果言而无信，那就宁可不说话！宋代程颐进而总结道：“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没有忠信之心的人，不可立世为人。这样看来，信，不是品格的高层次要求，而是人生的必要性条件。
故此，古人对“信”的教育和反思时刻警醒在心头。《韩诗外传》中就记载了“孟母不欺子”的一段故事。孟子小时候，和其他孩子一样喜欢好奇地问为什么，他看到邻家杀猪，就问母亲，他们为什么要杀猪？孟母心不在焉地随口打发他说：杀猪给你吃！但是话刚脱口而出，她就后悔了，想到孩子已有认知观念，怎么可以传输他“人无信义”的理念呢？于是，贫寒度日的孟母依然拿出钱来向邻家买了猪肉，只为给孟子传达“言出必行”的教育理念。孟子能成为仅次于孔子的儒家“亚圣”，实在离不开母亲对他幼年的点滴教育。
育人如此，自育亦然。成年后的孔子，也是不忘随时对自我进行反思教育，他要求自己每天多次反省自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为人办事尽心了吗？与人相交诚信了吗？所学知识践习了吗？为事要忠、为人要信、为学要习，孔子最看重的人生品格里，信，就是关乎能否立身的重要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