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甸地震灾区，到处都可以看到身穿各式各样服装的志愿者。他们的一举一动，无时无刻不触动着我、教育着我，也激励着我。这些志愿者不讲任何索取，只讲无私奉献，他们闪光的言行中有情有义有思想有境界，十分令人敬重，感人至深。一个民族的振兴，一个国家的崛起，在志愿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好的希望和未来。
下午5点钟雨停了，我来到龙头山镇的安置点，广播中通知受灾群众们吃饭，老人和孩子先吃，大家谦让着排队打饭，秩序井然，两千余人没有丝毫混乱。装着百余斤菜的大盆前并排站着五六个小姑娘，眼光露出严肃和责任，她们既是受灾者又是志愿者。我问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做这项工作是领导派你来的吗？”她快言快语地说：“不是，我自己主动来的。”并指着身边的几位同伴说：“大家都一样，都是自觉自愿来这里干活的。”这些孩子大概都是刚上初中的年龄，但显得比同龄人成熟了许多，庄重了许多，地震的考验使她们迅速成长。
在离开帐篷区的小路上，我遇到一位胸前戴着党徽，胳膊上戴着共产党员袖标的女大学生。她在贵州上大学，暑假回家碰上了地震，由于在抢险救灾中表现突出，今天上午被吸收“火线入党”。当时，她正站在一条小河边洗着满脚满腿的泥。这个暑假对于她来说意义重大，肯定足以影响她一生所走的道路。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在距离震中十余公里的安置点上灯火通明。汽车声轰轰，人声鼎沸，抢险救灾部队的军用大卡车，一辆接着一辆开来卸下救灾物资后又开走。卸救灾物资的都是附近的村民和学生。他们骑着摩托车来，干完活又骑着摩托车走，来了一批又走了一批，看似忙乱其实相当有序。这些人都是本土的志愿者。
在卸救灾物资的人群中，我在一辆卡车旁看到肩并肩父子的志愿者。父亲黑黑的比较胖，赤膊上阵，干活很卖力气，而且还负责组织派工。儿子清秀瘦高，读初一的年纪，手上包裹着纱布，干起活来显得有些力气不足。他们的家距离这里有3公里路，孩子正放假，就和爸爸来当志愿者。
他爸爸是党员，还担任村委会的委员，8月3日发生地震的当夜，步行6个小时进入地震灾害最重的村，当起了专干重活的志愿者。开始是挖被埋者，后来是抬伤员也抬遇难者，接下来就是运送救灾食品和帐篷，用他的话说是累得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一干就是7天7夜，前天他才从重灾区返回来，最困难的那两天，一天只吃一包方便面，夜里只能砍一些树枝放在山坡上，躺在上面打盹，休息两三个小时起来再干。
我看这位爸爸志愿者时，他的眼睛仍然布满血丝，说话的声音是沙哑的，但精神还不错。爸爸拉着孩子的手说：“这是上午卸救灾物资时被划破的，没什么大事。”我问：“你在灾区干了这么多天，有没有点补贴？”他马上表现出对我的话不理解：“救人救命救灾要什么补贴？我家种了不少水果，收入挺高的。”一句平常朴实的话，道出的是真情真意和精神境界。
在这个安置点上，我还遇到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老志愿者，他属于比较有经验的志愿者，穿着山东日照志愿者的橘红色救灾服，说的是一口胶东话。一细问，他是来自山东莱州的农民，和我的老家是邻县，顿时更加亲切。我问为什么穿着日照的志愿者服装，他说这几年汶川、芦山地震他都去当过志愿者，服装是芦山地震时山东日照救援队送给他的。
这位山东莱州老乡说：“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老伴在家里伺候庄稼还养猪，不愁吃不愁穿生活过得挺好，总想为社会做些有意义的事儿。这次鲁甸地震的第二天他就来了，先是在昭通机场帮助运送救灾物资，后来又到这个安置点上工作。”我有些不解地问：“你一个人来，是怎么同当地联系的呢？”他说：“我救灾当志愿者有经验了，到灾区就找民政部门，他们知道哪里需要志愿者。”从他的言谈中，感觉到我国志愿者的活动已经日趋成熟。
晚上，我找了几位从震中转移过来安置的受灾党员，了解地震山体崩塌滑坡的过程，重点是商量下一步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怎么办，怎样组建临时党支部更好地把党员作用发挥出来。他们很不幸，住着三十多户人家的村庄被埋在了100多米深的滑坡体里，不少亲人都遇难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党员，两个儿子在外地打工，两个儿媳妇和孙子都遇难了。8月3日那天下午，对他来说实在是一场刚刚过去的噩梦。
他目光呆滞地看着我说：“地震发生过程也就十几秒钟，过后儿媳找不到了，孙子也找不到了，整个村庄都不见了。那时我正在山上摘花椒，听到轰轰的怪声，回头一看半面山滑下来，碎石滚滚烟尘遮天，自己脚下的山坡也下移了四五米。”
这个小村庄活着的有3名党员，我希望他们在安置点组建一个临时党支部，当起主心骨，做好幸存群众的工作，搞好过渡安置的灾后重建。但他们受到的打击和刺激太大了，每家都有几个人遇难，很难从痛苦中走出来。这时，和我年纪相仿的山东莱州老志愿者站了起来说：“我可以留在这里，参加他们支部的活动，帮助村里老乡分担一些。家里人理解和支持我，我在这多住几个月没关系，向党组织保证，我能和他们一起努力把村里的事情办好。”这就是觉悟，这就是党性。雨后山风虽然有些凉意，但我的心却被感动得热乎乎的。
还是在这个安置点上，我正在翻阅着受灾群众的登记表，一位戴着共产党员袖标的志愿者拉了拉我的衣角，用浓浓的东北话问：“你还认识我吧？”我回头仔细地辨认和回忆，蓦然想起两年前彝良“9·07”地震，傍晚在一个临时救助点吃晚饭时，与这位来自黑龙江的年轻志愿者认识了。这个小伙子属于生命关爱组织的志愿者，当时他向我反映十多公里以外一个村有疫情，上百人发热还未得到医治，我当天夜里就联系医疗队进驻了。
就是那天夜里，在一个满地泥水的帐篷里，这位小伙子拿出了入党申请书，恳切要求“火线入党”。我被他的精神所打动，破例收下了他的入党申请书，第二天早晨交给了县委的同志，请他们按规定考察这位志愿者，是否符合入党条件由地方党组织审查把关。
没想到，两年后我们又在损失更惨重的鲁甸地震灾区相见，这可能真的是一种缘分。他告诉我：“你从彝良地震灾区走后，县里就有人到救助点来，了解我的情况和入党的想法，真的要感谢你啊！”我说：“要感谢的是你，感谢你为云南地震灾区老百姓作的贡献。”他拉着我的手接着说：“这次地震当晚，我就坐上火车上路了。坐了4天4夜火车，又步行走了7个小时才到了震中。你刚才一来就觉得面熟，我跟在你后边有好一会，没太敢认。真想不到还能见到你，你的头发比两年前白了。”与小伙子再次相遇，得知他已经入党，年青一代志愿者在救灾路上奔走成长，我感到欣慰。
到地震重灾区的第二天中午，我来到一个叫火德红的地方。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安置点上的伙房还有点剩菜剩饭，没有桌椅板凳，我端着一小碗饭菜边走边吃，边向灾民们询问些情况。在这里又遇到了一小批志愿者，他们都是十来岁的学生。在一个受灾群众登记台前，坐着一位小志愿者，满脸稚气，一口童声。从他登记的小本子上，我看到一个个名字和村名，其中有两个村已经淹没在堰塞湖十几米的水面下边了。我问小志愿者：“谁安排你在这工作？”他有点迷惑地看着我答道：“我自己。”显然，我这句问话是多余的。
不远处有个新华书店设的帐篷图书点，几十个孩子还有一些大人在那里看书。我走过去观察，没有发现哪个孩子把书带走，也没有人把书乱扔乱放。一位年轻的农民领着一个小孩，孩子手中拿出一本识字卡通书，怯生生地走过来问我：“能不能带走这本书，孩子想用它识字。”我也拿不准此处图书点的书可不可以带走，但看到孩子渴望的目光，就自作主张地说：“可以，给孩子带走吧。”
随后，我询问一个正在看书的小男孩：“这个图书点没有人管吗？”他说：“有啊，我就是志愿者，负责管这个图书点的。”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有些志愿者没戴什么标志，他们都是主动承担着责任，自觉履行着义务。而且这个图书点的书既可以看，也可以拿走的。
这次到鲁甸地震灾区两天的时间里，让我感动的事情太多了，由此也使我联想和思考了许多事情。所到之处，我看到的是尽职尽责坚强的党性，看到的是坚韧不拔善良的人性。尤其是共和国的志愿者们，绝对是地震灾区的脊梁和筋骨。
他们中间有党员有群众，有农民有学生，有老有小。从老年志愿者身上，我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年轻志愿者身上，我感知到了祖国的美好未来。
透过志愿者这个先进的群体，我清晰看到了共产党在群众心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切实体验到了党与人民融为一体的伟大力量；由此，我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更加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和重担。
任仲然（春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