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
中央档案馆从馆藏档案中选取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45名日本战犯的亲笔供词档案，从7月3日起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全文公布。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至7月间，分别在沈阳和太原两地开庭审判其中45名日本战犯。此次公布的笔供就是这45名战犯所写。(《经济日报》7月5日)
看了业已公布的三名战犯笔供，哪怕铁石心肠的人也无法淡定。且看上坂胜的供词：“向逃入很多居民的地道里掷入赤筒和绿筒的毒气，以至窒息，或者是对感到痛苦而逃出的居民，即施以射杀、刺杀、斩杀等残酷行为”“捉了10余名嫌疑者，经拷问而杀害3、4名。”再看滕天茂的供词：“俘虏尽量在战场杀害，算入‘战果’。”“在竹林桥北200米的邓县--老河口道上的约50户村庄，把合住民，连老人、妇女、小孩……屠杀了。”累累罪行，罄竹难书！这样的文字犹如刺向良知的匕首，让人感到疼痛、无力而悲愤。
如果再联系到见证人的描写，一腔愤恨更是难以抑制。藤田茂罪行见证人李葡萄曾在法庭哭诉全家被害的经历：“‘鬼子’把我公公脖子砍断后扔到井里，用刺刀刺我婆婆的背后扔到井里，又用刺刀将我的丈夫肚子扒开扔到井里，肠子都倒出来了。又从我怀里，拽走4岁女儿，刺死扔到井里。”有供述，有人证，可谓罪恶昭彰，铁证如山，遗憾的是，至今日本仍有一些人无视战犯罪孽，或者故意避实就虚，掩盖丑恶。
“恶恐人知，便是大恶”。日本某些势力试图隐藏不光彩的历史，并不奇怪，他们以为扔掉了历史“包袱”，便可轻装上阵，走向未来；他们认为否定了历史事实，自己的丑行便不存在；他们更妄想无视曾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就能抄近道成为正常国家。
于是我们看到，日本2006版右翼《新历史教科书》对细菌战、慰安妇只字不提。我们看到，日本有人居然称，南京大屠杀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或认为(南京大屠杀)罹难者数字是夸大其词。我们看到，近年来他们一再打钓鱼岛的主意，一次又一次地涂改事实。我们看到，日本有人美化侵略战争，把侵略战争称为“大东亚圣战”，是为了“自存自卫”、“使亚洲得到解放”。
于是我们还看到，7月1日下午，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正式决定修改宪法解释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为日本自卫队在海外行使武力开辟了道路。这意味着二战之后日本一直坚持的“专守防卫”的安全保障政策迎来了历史性转折点。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历史不能忘记更不容篡改！45名日本战犯，均由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审判；这些战犯的所有供词，原状呈现战犯笔供，真实无以辩驳。正如报道所称，以公布侵略者自供方式再度回望历史，意在向世界铁证日本侵华期间犯下的反人道、反人类、反文明的暴行，警戒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呼唤世界和平！对于发动的罪恶战争，日本政府必须承认；对于战争对中国及亚洲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政府必须深刻反省。此为日本唯一自救之道！
藤田茂获刑后，如此忏悔：“若论我的罪，判几个死刑也不能赎罪于万一，我所参与的杀害中国人民的数字，已经达到了万人以上，对人来说，生命是其最宝贵的东西，对于如此宝贵的生命，我却毫无顾虑地毫不踌躇地以一种吃饭喝茶般的平常心态夺取了上万人的生命。并以此来博取个人的荣华富贵，这种罪行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的真正本质。”但愿日本政府能够记起这段话，更能听懂这句话。但很显然，他们不少人早已忘记了这段话。
勿忘国耻，警钟长鸣。正因为遭遇过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欺凌，我们如今尽管走向了强大，但切切不可掉以轻心，仍需保持穿过历史深处的忧虑。“握刀剑而狂歌，捧玫瑰而低吟”，首先应该向所有为国家独立的英雄致敬。除了致敬，还应该传承英雄气魄，正如有学者直言：“一个国家不应该只有烈士死去的悲伤，还应该有精神的传承。这些为国牺牲的千千万万烈士给我们带来的精神遗产，必须挖掘和继承。”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抬头，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这种警惕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用事实痛揭其罪行，比如此次公开日本战犯罪行，有专家高度评价，深入挖掘、搜集、研究和揭露日军侵华历史，是捍卫二战胜利果实的具体工作，是世界对反法西斯战争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是具有全球意义的世界工程。
另一方面，戮力同心，富民强国。落后未必一定挨打，但落后必然难以自保，特别遭遇强敌入侵时便如待宰羔羊。如今，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不是世界强国。发展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民族复兴是国人的集体愿望，这就需要我们铭记历史耻辱，多一些紧迫感和使命感，化悲愤为行动。
对历史闭上眼睛，就看不见未来。当今之世，所有理性而高瞻远瞩的政府都应该明白，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然而，和平是乞求不来的，行动起来，强大起来，才更有底气，才更有发言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