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支用人体活体做实验的邪恶部队
731秘密作战部队的组建完全服从于、服务于侵略战争。其一边秘密进行反人类的人体活体实验，一边将实验“成果”即时转化为武器，用于中国和其它战场。许多资料、包括日本防卫省保存的一些731部队摄影班拍摄的照片，记录了731部队的创立和在战场上进行细菌战、实施所谓“防疫给水作业”的一些关键证据。
1. 惨无人道的人体活体实验。
731部队用尽各种方法进行活人实验，被实验者无一不被残害致死，肢解尸体，焚化灭迹。这些丧尽天良的方法，包括菌液注射：即把带菌溶液或输入“马路大”（731部队以此代称用来做实验的活人）的血管里，或皮下注射，而后观察被细菌感染者的病情变化，进行活体防疫及毒力实验。口服染菌食品：即把实验用的细菌掺入饭食、饮用水或注入瓜果、蔬菜里，对受实验者强迫灌服或故意让人“误食”，以观察各类细菌的效能。比较实验：即在受实验者身上交叉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细菌实验。他们把这些“实验材料”（即活人）分成若干组，或在每组人的身上使用的细菌菌液剂量不同，注射的次数不同；或分别使用注射、灌服、埋入等方法，以观察其结果，写出比较表。最为残酷的是活杀解剖：即把人当作动物来宰杀实验，而且不打麻药。活人解剖最早只在731部队进行，以后扩展到日本在华所有的医院。他们把被肢解的人体制成标本，人的各部位的器官，种类齐全，都浸泡在标本瓶里，供教学研究使用。
731部队为了制造各种细菌武器，分别对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结核、病毒等至少50种细菌开展实验和研究，其细菌研究部以细菌研究科目区分设置了“高桥班”、“凑班”、“田部班”、“太田班”、“二木班”“笠原班”、“吉村班”等专业研究部门。然而，为了尽快得到研究数据和更直接观察“实验”效果，他们竟践踏一切人类准则，强制使用大批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进行活体实验。现存资料表明，731部队将用作实验的人体活体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器官，分门别类都做了解剖和观察取样，以最迅速、最直观的途径，获得细菌武器作用于人体整体和各个器官的效果，其兽行兽性，令人发指。
为了随时开展活体实验，731部队在细菌战基地内秘密修建了两栋可以关押400人的“特设监狱”，并同日本军警、特务机构相互勾结，多渠道获取人体实验受试者。在这些人体实验受害者中，许多是被俘的抗日志士，731部队将他们称之为“木头”、“猴子”、“行李”，完全没有把他们当作人来看。
关于人体实验受害者的人数，731部队第一部部长川岛清少将在伯力被审判时供述：“每年被押进监狱里用作实验材料的有400-600人。每年因受实验死去的至少有600人，从1940年到1945年至少有3000人被用作人体实验材料，至于1940年以前被杀害的人究竟有多少，那我也不知道”。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第三课长吉房雄中佐回忆说，“据估计至少有5000名爱国者，通过我们宪兵转到石井部队，最后成了实验品”。731部队自1933年组建之初就开始大规模进行人体活体实验，但由于这些被实验者全部被731部队专设的焚尸炉毁尸灭迹，731部队败逃时又销毁和转移了几乎所有档案，至今尚未找到1933—1938年人体实验受害者的记录。731部队所谓的研究“成果”，沾满了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的鲜血，其犯下的戕害人类罪，与纳粹在集中营集体屠杀犹太人的罪行相比，有过之无不及。
2. 诺门罕战争：一次凶残的细菌战。
1939年5月，日本发动了进攻苏联红军的诺门罕战争，731部队也第一次将细菌武器用于作战。据731部队老兵田村良雄供称：“1939年6月中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在山口技师的指挥下，班员约6名，制造了细菌榴散弹，制造了约2000个（沾染细菌的）弹片，由山口班人员，在诺门罕前线用野炮发射出去。1939年7月上旬至8月下旬之间，我参加了细菌大量生产队小林队，生产供细菌作战使用的伤寒病菌、霍乱病菌、发疹伤寒病菌。我采取了约1公斤细菌运到将军庙、海拉尔等地。我和另外3人，在田部井班内，将每1毫升内含有30毫克的伤寒病菌菌液灌了两煤油桶，第二天我和另外2人将其运到将军庙，交给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碇常重挺进队的难波准尉。我运去的细菌，被碇常重挺进队撒在哈拉哈河中，进行了细菌谋略战。”据记载，日军在诺门罕战场上至少实施了4次细菌战，731部队的头领石井四郎，也因为在诺门罕战场上的“贡献”被关东军司令部表彰授勋。
不仅如此，731部队还将诺门罕战场上俘虏的苏联红军带回731本部，用作人体实验材料，进行活体解剖，以观察苏联人对于细菌传染的效果，用来研制更加具有针对性的细菌武器。
3. 内蒙战场：野外冻伤的实验场。
据日本档案资料《极密·驻蒙军冬季卫生研究成绩》记载：“1941年3月，华北军防疫给水部与驻蒙军团防疫给水部共同进行的一次野外冻伤实验，地点在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地区，被用作冻伤实验的全部是中国人，共计8名，姓名分别为刘春（27岁）、潘春（22岁）、高付（33岁）、下关（15岁）、高百（49岁）、郝贵（35岁）、张义（21岁）、陈远（38岁）。而此次实验的目的，居然是为严寒期在内蒙古草原作战时日军的需要，是为下次作战而准备！”这是“防疫给水部”之间联合进行的人体实验，这些冻伤实验受害者被人为隐去姓或名，在日军进行活体冻伤实验过程中，通过不同时间观察其病理变化和病变特征，最终将这些人活体解剖，而且还拍摄照片辅助说明实验结果。这8位中国抗日工作者最后都被残害致死。
4.博士头衔掩盖下的人形兽。
据日本滋贺医科大学教授西山胜夫研究，二战中和二战后，731部队成员，用进行人体活体实验取得的“成果”在京都大学申请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就达33人。731部队很多成员毕业于日本著名大学，具有博士学位，是当时日本医学界的精英，是细菌学、血清学、传染病学、昆虫学、动物学、植物学等领域的专家。731部队的头子石井四郎，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的医学部，获得微生物学博士，并发明了10余项研究专利；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731部队最高顾问、日本著名病理学家清野谦次，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诊疗部部长永山太郎中佐，毕业于冈山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等等。这些毕业于日本著名大学的博士们纷纷加入731部队，使731部队的博士群体总人数达200人以上，他们是从事人体活体实验、细菌战、细菌传染和卫生防疫研究的核心力量，是名符其实的博士头衔掩盖下的人形兽。这与纳粹集中营的情形是一致的，在那里，操纵焚尸炉的纳粹分子，不少具有德国著名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可见，731部队所犯下的罪行，和纳粹在集中营所犯下的罪行一样，是所谓的“文明人”犯下的最野蛮的罪行，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最为黑暗的历史记录，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是亚洲的纳粹，是文明人类的共同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