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价值体系的“中国式崩溃”
北郎店村民陈清（化名）是位热心人，原来常被邀请调解纠纷。但近些年，请他调解的人越来越少了。就是有事叫他，他也不太乐意去了。“现在的农村环境，跟以前不一样了。”
陈清回忆，年轻时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平时一块儿干活，就连吃饭时也都聚在村口，邻里之间非常熟悉。那时，谁家有了红白喜事，不用招呼，村民都去帮忙。可如今有事请村里人帮忙还得付钱。梁洼镇北街村民朱玲（化名）也有同感。她将这种情况归因于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外地打工，联系少了。“就是留在村里的人，也是家家有电视、空调，都在屋里不出来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乡村问题研究专家赵晓峰将之称为，乡村正在由“熟人社会”向“陌生社会”过渡。 千百年来，乡村维系的道德基础是“向上是祖先崇拜的孝道，向下是香火观念”，以及“不欺小，不凌弱”等传统观念。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磊明发现，这些观念正在逐步淡化，传统价值体系在崩溃。
固有纠纷化解体制逐步消亡
董磊明的《宋村的调解》一书，就是以河南驻马店一个村庄为研究对象，观察乡村调解的变化。他发现，在以前的乡村治理中，村里的长辈或者有威望的人物，在化解纠纷时起着很大的作用。
5月22日，在江西婺源县李坑村，河南商报记者看到一座保存完好的明末时期的“申明亭”。导游介绍，“申明亭”是朱元璋时期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基层管理机构，由本里百姓推举正直的里甲老人主持，每月初一、十五，宗祠鸣锣聚众于此，调解各种纠纷，批判和惩罚违反乡规民约者，以达到“申明教化”的目的。清朝时，在此基础上衍变的“乡约所”，也承担了相似的功能。
如今，“申明亭”虽然屹立不倒，但它所代表的传统化解矛盾方式早已不复存在。随着人口流动加强，封闭的环境被打破，宗法制度逐渐消失，由此演变的“权威人物”化解纠纷方式，也正遭受巨大冲击。
基层组织无力，难以深入化解纠纷
权威人物退出舞台之后，村里再有纠纷，村干部以及基层组织就成了唯一的依靠。可事实上，现在的基层组织在化解纠纷时，也难以奏效。“主要是村干部没有威望了。”一名村民说。
华中科技大学乡村问题研究专家贺雪峰在调研中发现，随着农业税改革，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联系几乎没有了。“在改革前，村干部还承担着收缴农业税等任务，需要挨家挨户去做工作，在做这个工作的同时，与村民的沟通互动自然加强了。”贺雪峰说，那时的村干部手里还有点权力，威望自然很高。
现在，村民除了偶尔会找村干部出个证明、盖个章之外，两者再鲜有交集。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村干部威望下降后，不愿意再多管理村里事务，有些村庄的干部平时不在村里居住，外出做生意。村民对这些村干部的印象就更差。
事实上，不仅仅是村级组织发挥不了作用。“乡镇司法所等机构，也很难起作用。”董磊明说，即便村民因纠纷找到了司法所，司法所能处理的也是法律层面的问题。 他举例说，“两个人骑着车撞了，找到司法所处理。司法所只能简单地判定谁对谁错。但事实上，一次撞车也可能是积怨多年后的导火索。”
面对深层次的纠纷，司法所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司法所人员少、财力匮乏，也深入不了基层。
缺失的道德与缺失的制度
前几年，梁洼镇东街村村民李冰（化名），与一户人家发生了小纠纷。对方称，他家的狗咬伤了自己母亲。可李冰认为自己的狗一直在家，不可能咬人。
李冰请人前去调解，遭到对方拒绝。“他觉得比我实力强，不接受调解。”李冰说，对方多次殴打自己。最终，李冰被打成轻伤，对方被刑拘。
河南商报记者在梁洼镇多个村庄走访时，发现这类案例不在少数。两户势力相当的家庭发生纠纷后，可能会相互妥协，寻求调解。但若实力悬殊，强势的一方就会拒绝调解，压制对方。
有学者认为，传统道德体系崩溃之后，不仅仅是调解方式发挥不了作用，连村民本人也没了道德信仰。“没有一个超脱性的东西在支撑生命的意义，人会变得现实、功利，这不是好事儿。”董磊明说，现在乡村就处于这种状态，道德约束力量微弱。
基层组织以及村里原本的舆论约束能力减弱之后，再遇到纠纷，村民就会寻求其他“私权”介入化解纠纷。
董磊明说，当村民觉得正常渠道化解不了纠纷的时候，有可能会向黑势力求助，虽然比例不大，但影响非常恶劣。
“纠纷积怨时间长了，还可能引发恶性事件。”贺雪峰认为，这都是农村纠纷化解机制出现问题之后，存在的安全隐患。即便没有恶性事件发生，也会出现上访等情况，影响乡村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