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平
我的爷爷杨进田烈士，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1927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反抗军阀统治的睢杞农民运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水东地区地下联络站站长，1942年被日寇杀害在济南。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我的爷爷和彭雪枫、鲁雨亭、苗铁峰、王建一、郭景尧等同志一起，被商丘市评为3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模人物。他的事迹被收录于《商丘革命老区英雄谱》、《中共睢县党史》、《黄淮评论》等书籍，他的遗像陈列于睢县革命博物馆。去年清明节前，睢县整修烈士陵园，县党史办和民政局的同志告诉我，我爷爷的墓穴里安放的是一面党旗、一张照片、一兜黄土，因为至今没能找到他的尸骨！
那天，我站在爷爷的衣冠冢前，泪水滚滚而下。爷爷啊，你赤条条地来，轰轰烈烈地走，没有留下金钱，没有留下田产，甚至没有留下供后人祭奠的尸骨，可是你留下了信仰，留下了精神，留下了传奇人生，留下了让后人深感自豪的家训……
听五姑奶奶杨美田（她是新四军老战士、离休干部）讲，1905年，我的爷爷生于睢县河集乡田胖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他从小读书用功，聪明懂事，性格倔强，爱打抱不平。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是大宋杨家的后代，啥时候也不能当孬种！”五四运动后，爷爷读了不少进步书刊，思想开放，倾向革命。他在结交了当时睢县农民运动领导人马集勋之后，决心投身革命运动。1927年，他联络一批进步青年，开展抵制官府苛捐杂税的斗争。有一天，收税的“班的”又来村里横征暴敛，逼交税款，捆绑吊打群众。盛怒之下，我爷爷带人打了“班的”。官府抓走我爷爷，强逼我家缴纳2000块大洋才放人。从此，我爷爷下定了反抗压迫、弃旧图新的决心。
爸爸生前回忆说，1936年11月，我爷爷在开封见到吴芝圃，听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那天，我爷爷十分振奋，特意到照相馆照了相——这是他一生留下的唯一照片——以示找到了人生方向。1937年春节，爷爷在住室的门楣上贴了自撰的春联：上联是“打倒倭寇小日本”，下联是“收回我国租借地”，横批是“视死如归”。
1939年，睢县党组织遭到日伪敌顽严重破坏，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我爷爷经地下党睢县工委书记任晓天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年秋天的一天，爷爷给彭雪枫师长写了封信，说他想送自己的儿子杨振川以及杨振营、申允亭、马振藻、刘志远等十来个年轻人参加新四军。当时我爸爸才14岁，我奶奶说：“大夯（爸爸的乳名）还是个孩子，等两年再去吧！”爷爷大吼：“小日本儿打到咱家门口了，中国都快完了，现在不去，到50岁再去当亡国奴啊？我不叫他去，咋叫人家的孩子去？自古英雄出少年，中国靠的就是这些有血性的青年人！”临出发，爷爷对我爸爸说：“咱家没出过孬种，到战场上要给中国人争光，给彭师长争气！”
1941年底的一天，爷爷给彭雪枫、张震等首长汇报完工作，把跟首长做保卫工作的我爸爸喊去，对彭师长说：“别看他个子高，今年才16岁，能否让他去学些理论？”彭师长当即跟参谋长张震商量，安排我爸爸去抗大四分校读书。当夜，爷爷详细问了我爸爸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情况。我爸爸对我爷爷说，许多年长的同志动员他加入共产党，他正犹豫不决。爷爷说：“共产党是为贫苦人谋幸福的，我都加入好几年了，这事儿连你娘都不知道。以后你要多学习，提高自身素质，争取早日入党！”临别，爷爷在我爸爸的学习本上写下了“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团结同志”12个字，落款是“父手书”。没想到，这次交谈竟成永诀；那12个字，竟成了爷爷留给我爸爸的“遗嘱”。
爷爷不仅信仰坚定，而且是一个英勇无畏、足智多谋的传奇人物。
1939年，爷爷入党之后担任水东地区地下联络站站长。联络站的主要任务，一是负责地方党组织与豫皖苏鲁冀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和军区之间的联络工作；二是积极争取上层民主人士和土匪武装走抗日救国道路；三是组织进步青年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扩大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爷爷和他的战友们在豫皖苏鲁冀军地之间建立了一条无形的秘密通道，多次受到彭雪枫、邓子恢、黄克诚、张震、吴芝圃、孔石泉等领导同志的表扬。
193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爷爷带领石见芳、崔登砚等七八个人到宁陵县送党的文件。路过小郭庄时，发现附近日伪据点的一伙敌人正在抢掠群众财物，我爷爷故意提高嗓门大喊：“一班向左，二班向右，机枪架上！”他们长短枪一起开火，敌人摸不着头脑，丢下抢掠的牲口、财物逃窜了。
1941年9月的一天，时任水东地委组织部长的张剑石与我爷爷一起去淮北汇报工作。他们分别化妆成私塾先生和农民，在通过敌人据点时，看到路边一个卖甘蔗的老太太，我爷爷麻利地把一把钱往老太太手里一塞，给老太太使了个眼色，顺手把她的甘蔗装到他们的手推车上。老太太立马会意，装得像一家人的样子，跟我爷爷他们一起顺利通过了盘查。汇报完工作回来时，他俩扮成鱼贩子，我爷爷把文件装在腐烂的鱼肚子里，盘查的敌人闻到阵阵鱼臭，捂着鼻子连连摆手撵他们赶快走，他们顺利通过了敌人哨卡。
1941年6月，作为地下交通员，我爷爷第二次护送刘少奇（化名胡服）到新四军五旅视察工作。完成任务后，彭雪枫同志赠给他一支德国造驳壳枪，嘱咐他保护好自身安全。
1942年4月4日深夜，我爷爷在出发去华北执行联络任务途中，被上百号日伪汉奸包围在村子里。他意识到内部出了叛徒，便匆匆烧完文件，夺门而出。在翻过几堵高墙之后，我的爷爷不幸落入日本鬼子的重围之中，随即被押往商丘宪兵队审讯。面对日寇和汉奸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我的爷爷大义凛然，以骂声回答敌人的审问。日寇一刀一刀割下我爷爷身上的肉喂狗。爷爷昏死过去，醒来之后依然怒骂不止。日寇见从我爷爷嘴里得不到半点秘密，就把他转押到济南军事法庭继续审讯。仍然是严刑拷打、狼狗撕咬，仍然是一无所获。最后，我爷爷被日寇残忍地杀害于济南西郊琵琶山下，时年37岁。
爷爷视死如归的故事，是三爷杨启田告诉我的。三爷小我爷爷两岁，我爷爷做党的地下工作时，他以伪保长的身份做掩护暗地里给我爷爷通风报信。我爷爷被捕后，三爷佯装疯癫才得以幸免于难。1978年春节，我去看望三爷。那时候，三爷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呼吸困难，说话更难。他强撑着病体，对我讲述了我爷爷牺牲时的情景：“1942年8月，我去商丘日本宪兵队最后一次见到你爷，他脸色蜡黄，头发很长，腿上的肉都叫日本狗撕吃了，还带着很重的脚镣手铐。一见面，你爷就说：‘三弟，家里的地不要再卖了，留着让你二嫂带着几个孩子过日子吧，你看我这布衫上系着红布条（共产党犯人），我只要不当孬种（叛徒），他们是不会放我的，花多少钱也没有用。捎信给大夯，一定要多杀日本鬼子，给我报仇！咱杨家子子孙孙决不能当孬种！’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你爷的音信。我们一直认为你爷被日本人杀害在商丘了。1970年，沈阳电机厂来人核查一个赵工程师的情况，说那个赵工程师就是我当年看你爷时见过的那个翻译官。他交代说，你爷特别坚强。在商丘时，你爷已经走不成路了，济南那个军事法庭用刑更残酷，凡是被投进去的犯人，如果不招，日本人就挖眼、掏心。他说，你爷一定死得很惨……”
三爷讲到最后，已经泣不成声，拉着我的手，说：“你是咱这门人里第一个大学生，应是有出息的孩子。我把你爷的事说给你，一来是要你记住家仇国恨，好好为国家做事，让国家强大起来；二来是要你记住你爷常说的那句话：‘咱杨家子子孙孙，啥时候也不能当孬种！’咱们杨家人，啥时候都要像你爷那样，做有志气、有骨气的人！”
那一刻，我明白了：我那尸骨无存的爷爷，留给这个世界、留给子孙后代的其实很多很多。他的故事、他的嘱托、他的“家训”都是传家宝，让我们世世代代享用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