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浪潮一波接一波，在方方面面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据专家的说法，信息社会是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的又一重要社会阶段。在这一阶段，将由信息技术驱动社会经济变革，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国民经济社会的运行规律也将因此发生质的变化。
在信息化发展过程中，我国政府和历届领导人也紧扣时代脉搏，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在党的十八大报告里，“信息”一词共出现18次，“信息化”出现12次。如此提及“信息”和“信息化”，在此前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里从未有过。这也意味着，在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信息化将成为改革的最大助力。
信息化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
早在上世纪，美国率先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和“数字地球”概念，依此引发美国由信息技术带动的经济快速增长。新加坡从1980年开始到现在共制定了5次信息化发展战略，在从发展中国家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就是在新时期从战略高度上加快信息化建设带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
将信息化上升至战略高度，其原因在于：第一，尽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都以高水平迅速增长，外汇储备已经名列世界第一，但中国的人均经济实力在世界排行依然靠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中，一国的实际竞争力全部体现在由信息化带动的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生产水平。在以几何级数发展的信息技术革命时代，信息化能力的弱化意味着全球经济竞争实力下降。
第二，去年曝出的美国“斯诺登案”再次证明，信息化已成为保证国家信息安全，乃至于保证国防安全、保证国家政体安全的大事。目前我国在国际互联网的网关系统中仍极大的依赖于国际互联网络和网络节点，一旦国际网络瘫痪，或者各种人为和政治因素都可能造成中国被封闭或被网络侵害。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的数据显示，中国遭受境外网络攻击的情况正变得日趋严重。CNCERT的抽样监测发现，仅2013年1月1日至2月28日不足60天的时间里，境外6747台木马或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190万余台主机；其中位于美国的2194台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128.7万台主机，名列第一。
第三，“数字鸿沟”可能恶化收入和机会的不平等状况，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早在2007年，世界银行的报告即指出，我国的“数字鸿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信息化总体水平与先进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另一方面，国内信息化发展不平衡，无论是城乡差距还是区域差距都呈扩大趋势。如果不解决人民生活中存在的基本矛盾，地区经济、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将更加突出。
第四，信息化时代人才和资源配置之争已迫在眉睫。美国不惜重金挽留、挖掘中国的高技术人才，并利用这些人才的智慧为他们服务，创造新技术。目前美国高科技产业占其GDP总额超过40%，而我国在这方面还远不能及。
信息化是“新四化”的手段
十八大报告不仅明确了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目标，而且对“新四化”之间的关系，也作出了深刻准确的描述。概而言之，在“新四化”中，新型工业化是主导，信息化是手段，新型城镇化是重点，农业现代化则是基础。
21世纪的工业化，是以信息化为龙头的工业化。就像蒸汽机车对工业革命的意义一样，信息化为现代工业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以互联网思维为例，产品的生产与交付充分随需求而改变，移动app随时跟随用户需求而升级——快的打车、嘀嘀打车等服务数字化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新的体验变革；市场竞争格局已从单条食物链竞争转向生态竞争，微信用户突破4亿……此外，信息化对各类信息装备和信息服务的巨大需求，也为新型工业化拓展了发展空间。
有人说，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要“软硬兼施”，硬件上，靠的是基建，软件上，仰仗的就是信息的力量。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这些人在中国的2亿农民工中大约有4000万。信息化，不仅是看得见的“智慧城市”的依托，更重要的是城镇化的加速器。全球企业增长咨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预测，到2025年，在发展中国家建成的智慧城市将占全球智慧城市总数的一半，仅在中国和印度，就将诞生50座智慧城市。
信息化还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要素之一，信息技术能够打通市场、政府、企业、农户等各个环节，串起生产、销售、管理、服务全过程，使产业流程更加智能，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2010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等多次强调，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是要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化。
随着信息化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逐步渗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宏观决策水平大幅提高，为农业发展带来新思路、新技术以及新的管理方式、经营模式。最直观的是，《江苏新农村发展系列报告(2013)》显示，截至目前，江苏农村网民规模达991.95万人，农业电商平台数量已超9000个市场主体达3856个，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金额5690476.7万元。
由此不难看出，信息化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新的革命性要素。信息化是我国“新四化”的技术基础，或智能层面的生产力基础，是实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在智能生产力层面上的基础要素。
信息化建设当成为改革助力
信息化的运用，对于企业而言，已经迈入移动互联时代，大数据时代的提法也变得日益流行，人们的生活，正被信息化包围和席卷，让民众的生活方式掀起一场变革的潮流。而与信息、商业领域信息化建设的火热场面相比，社会改革的诸多方面，对于信息化的运用，水平恐怕要相对滞后。而这，恐怕也正是国家强调信息化重要性的原因所在。
具体到各个领域：区域、行业和企业的融合，需要依靠信息化；在诸多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情境下，如何协调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离不开信息化的统合；对于产业结构调整，信息化也是产品迭代的重要推动力；至于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和行政体制改革，那就更离不开信息化……如果这些太过宏观，还可以从具体的愿望和感观来分析。
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进公共服务信息化，建设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实施数字化便民服务工程，开展‘市民卡’和‘企业卡’便民服务，推进‘数字健康’、‘数字教育’、‘数字交通’建设，加快形成智能化公共服务体系。”这些，都在现实中逐步成为群众可以实实在在触摸到的福利。
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不少政府部门已经走在信息化建设的前线，在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许多政务微博做得风生水起，有的法院在网站上晒出判决文书。去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着重指出依法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是人民政府密切联系群众、转变政风的内在要求，是建设现代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稳定市场预期，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重要举措。
至于治吏反腐，信息化的运用就更为重要。中纪委监察部开通网站接受民众举报，听取公众反腐意见，通报和反馈反腐信息。“苍蝇”、“老虎”的纷纷落马，不少都是这种直接“互动”的“结果”。信息化反腐渠道的开辟，不仅仅是在约束权力，更让民众看到了中央反腐的力度和决心，平添公众对公平正义的信心。
这些都只是宏观改革中的微观体现，事实上，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诸多方面的改革，都需要信息化的助力。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信息化，不仅仅是对信息化工具和平台的运用，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改变和拓宽。而这种改变，将直接影响到接下来改革的成色和纵深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