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前，寒流突降郑州，但低温丝毫没有冲淡正在这里召开的“嵩山文明与早期中国学术研讨会”的热烈气氛，更增添了考古人抱团取暖的温情。
虽然研讨会大家云集，出生荥阳，以青铜文明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等方面卓越的成就而享誉考古界的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仍然显得“星光熠熠”。伴着窗外如雾似梦的蒙蒙细雨，煮一壶清水、照一盏明灯，年逾古稀依然老骥伏枥的李伯谦向本报记者谈起了他的考古人生。
寒门学子志在千里
1956年夏天，荥阳关帝庙乡东赵村19岁的瘦弱青年李伯谦带着几件母亲缝制的单衣，从乡间小道奔向北京西北郊的燕园——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里将是他一生为之奉献并不断创造精彩的舞台。
祖父不识字、父亲也只上过几年私塾，身为李家“长子长孙”的李伯谦从小就被寄予厚望。家人曾希望他能学医，但小伯谦还是义无反顾地喜欢上了历史、地理、语文等方面的文科知识，16岁时就以优异的成绩进入荥阳高中。
“当时荥阳是开封行署所在地，荥阳高中师资力量雄厚，是河南省有名的高中。”回忆起60年前进入荥阳高中的情形，李伯谦仍充满了感恩之心：“当时我家的家庭成分不算好，差一点就不能上大学。能进入北大，我还是很幸运的。”
本是怀揣着对鲁迅、郭沫若等作家的无限崇拜报考了北大中文系，但李伯谦却因历史成绩突出阴差阳错地成为北大历史系120名学子中的一员，也是荥阳当地唯一的北大新生。
过去一般人的思想中，中国的历史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1922年前后，中国学术界出现的疑古思潮中，人们逐步接受西方新的思想观念，开始反思中国真正的历史——误打误撞选择了考古专业，李伯谦也开始思考“考古”是什么、究竟有什么用。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无非是长短、曲折与否的区别。要想更好地建设今天乃至明天，必须考虑到历史经验教训。”经过深入思考和时间磨炼，李伯谦明白，学习、了解历史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国家更好地发展，李伯谦认为，梁启超将两个儿子一个送去学建筑，一个送去学考古，也是因为他认识到要治理好国家，单纯搞科技，追求西方那一套是不行的。“要通过考古复原历史，激励现代人的创造精神和爱国情怀。只有了解过去，才能建设更好的未来。”
事实上，一次次的发掘实践，让李伯谦明白考古绝不是“游山玩水”，与古人、与数千年乃至万年前的历史对话中，他更坚定了探究历史真相的决心。
痛并快乐着的田野考古
“考古很辛苦，但也充满乐趣。”评价起考古工作，李伯谦言简意赅。
毕业实习时，李伯谦跟同学都在当地老乡家住，为了和老乡搞好关系，他们要帮老乡扫地、挑水，等等。20多岁的小伙子，时而还要担当看小孩的“重任”。
发掘工地上的风吹日晒、日复一日早已习惯。李伯谦回忆，1994年发掘晋侯墓地，冬天最冷时连地都冻住了，小铲子根本敲不动，为了防止发掘到一半的墓地冻裂，只好在8米深的墓坑里盘一座小煤炉，靠着那点热气化开冰冻的土地。
“1980年在山西曲沃县实习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墓葬，那时候进出墓坑都是用麻绳捆在身上吊进吊出，在上的时候，腿一迈不知道怎么就扭伤了腰。”李伯谦说，平时在工地上一蹲就是几个小时，关节炎、腰腿痛和胃病是家常便饭，而那次腰伤，他为了不影响发掘进度，硬是用弯曲近90度的腰坚持了一个多月，从工地返回北大才到校医那儿去就诊，结果是腰关节错位，腰肌劳损部分粘连已经不易恢复了。
“年轻时问题也不在乎这些。出去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吃饭也没按点，身上就备点粮票，有顿蒸红薯就很高兴。”李伯谦还回忆起一件趣事：“有一次我们又没赶上饭点，一个村的老队长告诉我们，村里有户人家刚给老太太办完丧事，肯定有剩菜剩饭，于是我们就去了，结果还真吃上了馒头，不过是放了好多天，开了花的！”李伯谦笑言，当晚没有住处，他们也就在这户人家借宿，夜深人静，总觉得睡的这间房就是过世老太太的，一群人也立马没有了睡意，打了一夜扑克。
虽然田野考古非常辛苦，一旦有了新的发现，亲手发掘出几千年前的墓葬，那种高兴劲儿用语言都难以形容。通过考古发掘，不但能发现与历史记载相吻合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甚至还能修正历史记载中的谬误。而从刚开始见到骷髅的紧张到与几千年甚至几万年前的古人对话，李伯谦越来越感受到对历史和生命的敬畏。
“搞考古的人，想要发不义之财机会很多，但心理上会受到谴责。”李伯谦告诉记者，考古工作者绝大多数都有着严格的职业操守，业内有不成文的规定，考古人是不做文物收藏和鉴定的。“看到出土文物，首先想到的也是这件器物的年代等学术研究价值，很少考虑它的经济价值。”
面对当下兴起的文物收藏热，李伯谦也有自己的看法：“社会经济发展了，有的人喜欢收藏无可厚非，但是通过文物谋取暴利，只会刺激盗卖文物、以假乱真等乱象的出现。”而不少媒体的鉴宝节目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大家讨论一下艺术价值、提高收藏品位都可以，但一味强调文物值多少钱，只会刺激观众。文物收藏应该实事求是、脚踏实地，而不是盲目跟风炒作。”
厚积薄发权威专家
从1956年进入北大历史系至今，李伯谦有着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学习、研究生涯，不论是构建青铜文化结构体系还是出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不论是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还是考古理论建设、考古人才培养，李伯谦都做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成为业内当之无愧的权威专家。
“考古学是一门最讲究材料的科学。好在我从上学时期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考古现场。”李伯谦告诉记者，连续多年的野外发掘，让他拓展了眼界、丰富了知识结构。而正是这种连续多年大范围、广时空的考古发掘让李伯谦意识到中原地区以外青铜文化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起，李伯谦在密切关注中原地区夏商周考古学文化的同时，开始系统研究周边地区青铜时代遗存，着力探讨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不同谱系文化之间的影响、碰撞和融合等问题，以期对中国青铜文化形成一个鸟瞰式的认识。
1990年李伯谦发表了《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一文，在学术界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中国青铜文化的结构体系；1998年，李伯谦把上述相关研究以《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为题结集出版，标志着这一研究体系的最终确立。
1996年5月，时任国务委员的李铁映和宋健共同倡导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宣布启动，把制定有充分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作为“工程”的主要目标。“工程”组织了来自历史、考古、天文、测年、古文献等多个学科超过200位专家学者联合开展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学研究，聘请李学勤、席泽宗、仇士华和李伯谦等四人为首席科学家，其中李伯谦为“工程”考古领域的总负责人。
“中华文明以历史悠久、光辉灿烂著称于世界，但中外学者公认的历史年代只能上推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这与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很不般配。”说到“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和实施，李伯谦回忆，作为负责考古领域的首席科学家，他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的5年多时间内，不但要统一规划课题设置，统筹各关键性遗址的考古发掘，积极协调各课题组以及各相关学科之间的研究计划和研究方法，还需要对重大学术问题和学术观点作出科学的裁决，这促使他对三代考古和年代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思考，由此获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2000年10月，“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核心成果“夏商周年表”公布，在国内外和社会各界产生了重大反响。但李伯谦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而是把眼光投向了更加深远的领域，主持起草了《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几点设想》送呈国家领导人，建议国家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开展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随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获批为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李伯谦为主持人之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项目的实施，激发了李伯谦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和特征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探索，他以一个考古学家的身份，坚持一切问题的探讨从具体考古材料出发，不作空泛的议论，由此获得极具客观性和说服力的若干重大结论。
“考古学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研究必须要上升到历史学研究的高度。”受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先生和苏秉琦先生的影响，李伯谦在他的很多论著中反复强调这一观点，他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也切实地体现了这一理念，并以自身的学术实践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定位作出了完美的诠释。
守护古都郑州
李伯谦在考古界的重要地位有目共睹，对郑州这座城市而言，他还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没有他的支持和“力挺”，郑州成为中国“八大古都”或许还有更远的路要走。
“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一个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时，曾问中国领导人：‘这个文明古国有没有最早的国都？国都又在哪里？’可以说，寻找中华文明古国最早的国都，是几代考古工作者毕生的心愿。”李伯谦告诉记者，郑州具有其他地区不具备的4大文化特点：郑州是东亚现代人起源的核心地区、是中国城市的起源地区、是华夏文明起源地区，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核心地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李伯谦很早就和老师邹衡一起，力推郑州成为中国的古都。
“过去谁也没看上郑州，地上看不出来什么，只有商城遗址有那么一段城墙，但文献资料上也没什么记载。”李伯谦坦言，随着考古事业的进步，业内专家已基本认识到郑州商城是商朝最早的首都亳都，距今已有3600多年历史，“这里规模很大的城圈、外廓城、出土的大型青铜器、宫殿建筑遗址、铸造青铜器的作坊遗址，郑州称为八大古都，当然首先是因为它够格，此外才因为我也是郑州人，对家乡的热爱是人之常情。”
有了如此丰厚的文化底蕴，郑州如何利用好这些宝贵的资源？李伯谦建议，要挖掘当地遗迹、文物的意义，通过浅显易懂的文章表达出来，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甚至通过电视剧、动漫等多种手段和形式宣传出去，让广大群众易于接受：“有些开发商会打擦边球，在规划保护区旁边盖起地产高楼，实际上破坏了整体的效果，这些都需要对广大民众进行深入的文物保护知识宣传。”
面临当前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的严峻形势，李伯谦也十分担忧：“在拆迁中很多古民居、古村落都拆掉了；城市改造速度特别快，地下遗存会露出来，如果考古工作跟不上，马上会被破坏掉。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要呼吁政府、百姓关注这件事，不要短视地过分追求经济的发展。”
说到郑州待建的商城遗址公园、老奶奶庙遗址公园、商城博物院，李伯谦稍有安慰：“郑州近年来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保护观念加强了，几个遗址公园都在规划建设之中，我认为文化休闲和教育相结合，也是接近群众很好的办法，但遗址公园也不宜太多，毕竟财力一下子也达不到。”
李伯谦还谈到了“重读郑州”活动，“老百姓的确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地方夏、商时期最辉煌，汉代以后慢慢衰退；后来又慢慢经过发展，有了经济上新的腾飞，成为全国的交通枢纽——知道曾经辉煌的历史，现在应该怎么办？中原要崛起，怎样崛起？怎样把老祖宗留下来的遗产利用好保护好？历史利用不好就是包袱，利用好了就能把包袱变成动力。”
内热外凉温情铮骨
身为李家长子长孙，李伯谦还有三个弟弟，他们都在农村老家，过着平淡安稳的生活。
“虽然我是长子，但那个时候也顾不了家，上学时不用说，自己还是靠着助学金生活呢，上班以后天南地北地跑，工资低，也还是顾不了老家。”回忆起老家的一切，父母的无私支持让李伯谦突然变得善感起来。
母亲去世前，李伯谦曾回家看望老人家，结果被“文盲”母亲“赶走”：“母亲说，‘你是公家人，你有你的事情，快回去吧！’”而父亲去世，李伯谦连最后一面也没见到，奔丧时弟弟才告诉他：“病重时父亲说你前不久刚回来过，不要去打扰你……”说到此，李伯谦平淡的话语里，有了无奈、歉意和温情的复杂滋味。
“我这个人的性格，似乎有些矛盾，很执拗，也很平和。”离开严谨神秘的考古话题，李伯谦化身成自我反思的智者。“我对待他人都很平和，对荣誉、名利都看得淡，但是认准的事，就非干不可。”李伯谦直言，自己看不惯的事情绝不会随声附和、去同流合污，也“不怕得罪人”。
话说上世纪90年代李伯谦与老师邹衡先生“关于夏文化的上限问题”的讨论，还成为当时考古学界一场著名的师生学术论争。因为李伯谦对老师邹衡“二里头四期都是夏文化，覆盖了整个夏朝的历史”这一观点产生怀疑，并提出“二里头文化应该属于夏朝的中晚期，也就是二里头遗址是后羿代夏事件之后，夏的都城所在地。”
谈及这场论争，李伯谦笑道：“我爱吾师，更爱真理。即使是很崇敬的老师说的话，也不会因此而完全相信，而是敢于坚持自己的研究体会。”他认为，尊重老师和服从他的每一个学术观点，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我觉得最本质的要求就是实事求是，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
如今，76岁的李伯谦仍然奔波在各地考古现场和各大研讨会上，很少享受和家人一起的天伦之乐，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没和同事、学生在一起的多。“清闲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我做不到。”想想又补充：“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我就想着要对得起国家的培养，对得起自己的荣誉和身上的责任。很庆幸自己学了考古。年龄大了，紧迫感越来越强，总是想着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还想赶着再多做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