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表示，2014年澳门将继续实施现金分享计划，建议向永久性居民每人发放9000元。对此，中山大学社会保障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岳经纶认为，“这是一个懒政”，没有借鉴意义。(11月19日《第一财经日报》)
在定论俄罗斯的全民免费医疗为假新闻，不可效仿之后，又闻评价澳门的全民派发红包政策是“懒政”，不得不说我们又一次莫名惊诧了。显然的是，它会让围观者顺理成章地产生一种反驳性的逻辑：倘若派发红包是懒政，那么对通胀压力下的弱势群体视而不见，就正当？类似的逻辑自然荒谬，持此观点的专家想不挨骂也难。
专家与围观者狭路相逢，可众声喧哗之后，真正需要被厘清的还是派发红包举动本身的必要性。观察者早就指出，要让市民(特别是穷人)分享到社会发展成果，未必要使用现金派发类似的粗放型方式。减免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大幅度提高工资保障标准，远比单纯的发红包更显长期效果——然而现实是，澳门已有着对于穷人的生活完善保障体系，那么在此之外的派发红包又有何不正当？斥其为懒政言过其实。
从本质上来说，澳门派发红包依旧从属于“社会分红”的范畴。关于社会分红，经济学家的解释是，“相关机构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经济社会在发展，生活成本日益递增，通胀压力更是如影随形，如此即便是短期性的全民红包派发，带来的也是一地之内笃定性的福利可依赖。
以“理论上”的视角来考量，我们很难说“发红包是懒政”就全无它自圆其说之处，但倘若以地方政府主动打造全民福利的行政善意来分析，就不能不说这样的观点太冰冷与过度理性。“澳门红包”可以复制吗？答案现在并不确定，但讨论澳门“红包”可以带有更多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