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王蒙的确和他的同龄人不太一样。王蒙手举着儿子买的苹果手机讲起了自己的“掌上时代”。他说，一个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学习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那个事情本身，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今年，对作家王蒙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60年前，他第一次拿起笔创作，就一气儿写下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开启了60年风风雨雨的文学生涯。
本月，他的《王蒙八十自述》出版，他如此写道：“我永远纪念着过往的60年、65年、80年，我期待着仍然奋斗着的未来。”就在上周，他再度步入婚姻殿堂，勇敢地享受着幸福晚年。
“我还得按活着来计划”
在王蒙的家里，挂了两位女性的照片，有与新婚妻子单三娅的合照，也有去年去世的王蒙亡妻崔瑞芳的照片。事实上，就在王蒙迎来文学创作60周年这一特别重要的时刻，他在暮年又迎来自己的一段幸福姻缘。
对于自己的这段情感，王蒙没有回避，“去年春天，瑞芳去世以后，对我打击非常大，我万念俱灰。”但他说，有一点还很清晰，那就是“我还活着，我还得按活着来计划”。
王蒙和崔瑞芳早年一见钟情，他18岁，她19岁，两个青春年少的人相遇的幸福，在新书《王蒙八十自述》中有了细腻的呈现。当他和瑞芳漫步在华灯初上的北京街头时，“幸福得如同王子”。俩人一辈子幸福相伴走过近60年，当面对妻子的离去时，王蒙说：“恰恰是我从很年轻时就和瑞芳在一起，造成了我的一种脆弱，她走后我过的是很孤独的生活。”
王蒙的生活陷入一片灰暗的时候，在朋友的关心下，他遇到了《光明日报》资深记者单三娅。和初见崔瑞芳一样，他和单三娅也是一见钟情。“高龄丧偶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而且高龄又很难找到另一半，人的状况都太不一样，每个人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但王蒙没有让悲哀的生活一直继续，他决定和单三娅结婚，重新过“活人的生活”。
对于自己坚决迈出再婚这一步，王蒙没有忘记小小总结一把，“我有一个特殊的感觉，我这一辈子小事犹豫、掂量，爱推敲，甚至会自相矛盾，但是恰恰大的事情，我是凭直觉，敢于做出决定。”在王蒙看来，小事是利益问题，比如买衣服，两件衣服都挺喜欢，这个贵点，那个便宜点，他会费心思。但大事他从来不认为需要掂量，“就像当年我14岁入党一样，地下党领导提出来希望我入党，我立刻就做出了决定。”
小木箱里发现《青春万岁》手稿
“青春万岁——王蒙文学生涯六十年”展览目前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作为其60年文学生涯起点的《青春万岁》珍贵手稿首次进行了展出。而就在一年前，这份手稿还不知去向。
原来，《青春万岁》手稿是被崔瑞芳仔细珍藏在了家中的小木箱子里，王蒙是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偶然发现了它。“我的很多东西都没了，信件、日记，包括我和瑞芳的通信，我在‘文革’中全都烧了，但没想到瑞芳把《青春万岁》原稿一直保留了下来。”
1953年11月，天气已经渐冷，《青春万岁》最初是写在片艳纸上的，那是王蒙在北京市东四街道团工委工作时的办公用纸，这种纸很薄、很脆，一面是光的，另一面是毛的。“后来我改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些试验性文字。当时不敢告诉别人，怕人家觉得我工作不够安心，一心想当作家。”过了一年，小说写完了，王蒙这才告诉了大家。
写书的决定其实很突然，王蒙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中，“1953年，我看到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人们精神面貌积极向上，热情高涨，我觉得应该写本书。”王蒙从小喜欢语文，也喜欢数学，但他意识到在工作间隙做数学研究的可能性小，走文学这条路应该有戏。
“我也知道，当时有许多对初学写作者的忠告，就是先从短小的东西起笔。但那不适合我，我要用新的方法、和当时不一样的方法来写作。”王蒙回忆说，当时很流行写好人好事，但短篇小说一般写5000字，很难写出个性来，“而稍微大点的东西就能耍得开，耍得开才有说服力”。
从创作《青春万岁》至今已60年，回首这60年的文学创作，王蒙感叹，选择了文学，曾经的坎坷、失败、痛苦，反倒变成了最宝贵的财富，“生活跟我之间，我们扯平了。”王蒙也坚信，如果一个写作者一辈子没有坎坷、挫折，整天瞎编，整天吹牛，“你说读者还会喜欢这个人吗？他还有词儿可写吗？读者瞅到你的嘴脸都烦你。”
文学创作在王蒙这儿没有丝毫停歇的意思，最新一期《十月》、《中国作家》杂志分别首发了王蒙长篇新作《烦闷与激情》各三章。这部作品综合了王蒙的人生感悟，是箴言警句的集纳，没有故事情节，也没有虚构的人物，是浓烈的思想。
做“阳光男孩”学到老
在新书《王蒙八十自述》中，王蒙写道：“到2013年10月，我满79岁实足年龄，按照中国咱们本土的习惯，可以毫无迟疑地自称八十老翁了。”这位八十老翁在书中披露，作家铁凝曾特别送他 “高龄少男”的称谓。铁凝觉得王蒙在古稀之年，还像个少年人一样对什么事都感兴趣，都跃跃欲试，真的不像是个老人。
生活中的王蒙的确和他的同龄人不太一样。王蒙手举着儿子买的苹果手机讲起了自己的“掌上时代”。从最初打电话、发短信，到现在微信、彩信样样都能来，“我就觉得一个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学习很有意思，学习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那个事情本身，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王蒙学习并运用不同语言的故事欢乐多多，在“青春万岁”展览中，就播放了王蒙2000年12月在德黑兰访问时，用波斯语演讲15分钟的录像，而这只是王蒙使用不同语言的冰山一角。去年的伦敦书展上，王蒙跟英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伯尔的对话足有半小时，而全部采用英语对话正是他自己的主意，“其实我讲的时候有点出汗，我英语并没有那么过关，但是我经常主动争取说英语的机会。”王蒙像孩子一样哈哈笑了。
类似的机会王蒙都不放过。2008年时，央视英语频道曾做过一档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特别节目，通过采访一批知名人士谈30年的变化，“我一看节目预告，打出一批人像，一个是何振梁，一个是吴健民，还有一位是龙永图，我就特别得意，那哥仨全是吃洋饭的，我居然能混入这个队伍。”为了参加节目，王蒙其实悄悄恶补了10天英语，每天就各种话题做着各种准备，真的和主持人对谈的时候，就跟他多熟悉一样。“我是有一种儿童心理，你说我显摆吧，人家也不给奖金，可是我觉得太高兴了。”
英语、德语、俄语、法语、日语、波斯语，王蒙都自学过、发音也过得去，“为什么我愿意学外语，我愿意接近每一个人，洋人是人，不要以为他是另一种动物，他们也希望过美好的生活，也想多挣钱，住好房子。”王蒙揭秘道，他不是专门的翻译家、外交家，但学习不同的语言，让他觉得生活越来越可爱了，对生活的陌生感、距离感越来越少了，“大街上都是人，你和谁都没有距离，你写出小说来多有把握呀。”
一位德国汉学家翻译了王蒙大量作品，但他完全无法理解王蒙当年曾被打成“右派”这段经历，“你怎么能够忍受这种状况，如果是我的话，要么自杀，要么发疯。”而王蒙暗自想，这德国人也不能介绍更好的经验，“与其发疯、自杀，还不如自己好好学习，做个‘阳光男孩’。”说这话时，满屋洒满了阳光，作家王蒙的笑声让阳光变得更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