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挖出来的水松被加工成了保温瓶塞，晒干后低价出售。
某处地下水松林的挖掘现场。
软木塞加工完成后，剩下的水松木被堆放在别处。
与水松一起被挖掘出来的黑色黏土，腐殖质含量极高。
一亩地能“挖出”15万元 高峰期达20多万元
受巨额利润驱使 千年“地下森林”被扎堆采挖
专家呼吁必须要提出可行性大的保护方案
7年前，在新兴江流域发现大面积“地下森林”，据专家估测，面积大约有几百平方公里。然而，究竟有多大？目前还无法完全准确估量，甚至有说整个四会都躺在绿色森林上。
这是一片野生水松林的大面积消亡，这些千年水松出土时，新鲜如初，甚至还能闻到香味。据考证，像这种“森林”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就在今天，我国也再未发现仍然存活的野生水松林。当年全国专家纷纷前来，对于地下森林的科考价值给予了高度认可。
然而保护的热情就如同高烧，很快就过去了。
随之而至的疯狂的民间挖掘热潮，将这里成就为全国唯一的花泥、软木塞供应“基地”。如今，不少区域已经挖掘殆尽。
“必须要提出可行性大的保护方案，这样挖下去，就再也没有了。”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博士郑伟艳提到。她也不知道，自己微弱的呼声，会不会立刻淹没在汹涌的利益链之中。
文、图／本报记者杜安娜 实习生刘方远
王文德常感谢祖上积德，家住在新兴江边，地下就埋藏着千年古树群。靠着脚底下的土地，王文德成为名副其实的“土豪”。他现在还是村上的干部，却每天穿着一身土得掉了渣的衣服，脚上趿拉着拖鞋，骑着一辆破摩托车满村转。
几年前，王文德承包村里的地，开始做起挖古树的生意来。而此前，他一直很鄙视这些“刨土”的人，他刻薄地将自己的转变归结为“良心坏了”。
挖古树头成增收途径
今年50多岁的王文德，对脚底下埋藏的这片水松群的了解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专业人士。他知道，哪个“剖面”有研究价值，哪里的腐殖质营养价值最高。他甚至还能一眼看出，哪一块地下一定能挖出古水松。
这些“探宝”的本领自然不是天生的。上世纪他就曾是村里民兵连的连长，村里以及附近地带一旦有水松林被发现，他总能第一个获取信息。村里能挖的地方，他基本上都已经挖过看过，一幅“地下宝藏”地图烂熟于心。
在村里，谁都知道挖古树挣钱。这里大水松林埋藏很浅，只需要挖两米左右就能看到。上世纪50年代，村民们挖水井的时候，就挖到古树头，不知道是什么树种。因为到处都是，而且怎么都挖不完，村民们就习以为常了。
因为这些古树头木质松软、不怕水、有弹性，有路子的人就把它制成保温瓶用的软木塞卖出去，并逐渐成为村里人的一种增收途径。
水松挖掘现场相当简单，一台简易的抽水装置，外地请来的廉价工人，使用电锯、锄头、铁锹，不用多久，一棵直径达2米以上的水松就被开挖出来。然后它又很快就被“庖丁解牛”：树干、树枝上较好的木头拿来做软木塞，土壤中的腐殖质用来制作花泥，剩下的边角料归到一边做木材。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门口都堆积着一些没有“利用价值”的小枝丫。
可挖掘的地越来越少
还有外人所不知的是：村里大鱼塘几乎都已经被翻过一遍。在这里，很多鱼塘都曾经是水松挖掘地，被回填后已经不能再种植稻谷，只好改为鱼塘。
据王文德回忆，轰轰烈烈的“翻地”运动大约在2005年左右开始，虽然“地下森林”是上世纪50年代就发现了，但一直以来都是小打小闹，没有谁想到把这点事拿来发财。村中一位年事已高的木塞加工厂的老板告诉记者，1956年～1967年的时候，木塞能卖出好价钱，接着就到了低谷期，上世纪60年代之后才好转。
直到2005年，挖树到了“大牛市”，只要能弄到一块“水松地”，随便挖点出来，都是一本万利。2008年广州亚运会期间，达到顶峰。王文德算到，在2008年左右，一亩地挖掘完毕，能净赚20多万元，而现在同样一亩地只能赚15万元。
2.8元一包的花泥，成本就在2元左右。而一个木塞的价格也只从8厘涨到了1角。王文德说，成本上涨，但卖价没涨太多，这与这几年来同行之间激烈的竞争不无关系，挖掘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竞相压价，最后利润就下降了。在这个问题上，王文德看得比较清楚，地下的资源是有限的，总有一天会被挖完。况且，“我们村基本上已经挖完了”，他现在只能向邻村租地。
可用来挖掘的地越来越少，地租也从几年前的2000元一亩，一路飙升到现在的3万元。王文德最近想用300万元的价格租下邻村30亩地十年的承包权，却迟迟谈不下来。地先租下来，以后再开发，他赌的是未来：既然资源不能再生，用一天少一天，将来价格必定看涨。
挖掘者的自白
一面是穷尽极致的挖掘，一面却是雷声大雨点小的保护。
王文德说“自己也是良心坏了”，这几年，他也租了一些地开始挖掘。他承认自己真是挣了一点钱，不然也不敢去一口气叫价几百万租地。
虽然有了钱，王文德却一点也不敢高调，按他的意思，这是一种自我保护。“多少眼睛盯着呢”，王文德所在的村，只是新兴江流域的一个普通村庄，全村1000多村民，人均不到一亩地，种田基本上不挣钱。村民的收入来源基本上就是靠打工。他说，“村里人人都想拿地，地下挖出来的就是金子，但不是想拿就能拿到。”
他说，一个村里也就几个人能做到，“还有些人为了拿地去竞选村干部。”
就在他有意愿租的邻村的那几十亩地，也是竞争得“头破血流”，各方利益难平衡，最后就搁浅了，“想出新花样，说要搞招投标”。
低廉的人工，简单的挖掘工具，还不用纳税，在别人眼里，这钱赚得太容易了。王文德说：“看起来容易，背后花的工夫谁人知？这事换别人未必做得了。”
“风险大得很”，他很明白自己的这种开采，属于钻政策的空子，“从开采到最后回填，没有什么必须履行的手续，能不能挖，基本上看你上上下下关系是否处理到位”，他透露，每年在挖掘上的收入，其实真正落到自己腰包的只有八成左右。而这在他们圈内，已经算是一个很高的比例。
如此密集古树群十分罕见
当然，这算盘能不能打成，还充满了变数。他知道，现在生活的这片土地下面曾经是一片野生水松林。他所生活的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也因此名噪一时。
几年前，广州地理研究所曾做过一项颇有意思的调查，他们发现四会市城区、龙甫、贞山、大旺、大沙、石狗等地的地下森林分布相当丰富。可以说，整个四会城区就是“躺”在“绿色的海洋上”，因为其地下的森林呈“海洋”式显现，且层次清楚、保存完好。
那时，包括三位院士在内的80多位来自台湾、香港、澳门、北京等地的专家教授，轮番到这里考察，认为这些古树将可以重建近数千年来的气候环境变化的历史，为预测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提供科学依据。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原所长刘嘉麒院士回到北京后还十分关心古树的情况。
王文德也因此结识了不少地质学者。每次有专家来考察，他总是骑着自己那辆摩托车带着他们去找正在开挖的现场，慢慢他也知道了“剖面”、“冰河期”、经纬度定位。他还告诉专家，这些树刚出土的时候，树皮还是红润的，跟一棵正常生长的树看起来没有两样。
从他们的口中，王文德了解到，如此大面积密集分布的古树群在世界上也是十分罕见的，是非常珍贵的自然遗产，还有专家认为，应该申报国家地质公园或申报世界自然遗产。
他知道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将来极有可能变成一块保护地，即便自己能拿下这块地，将来能不能挖，还是未知数。
保护项目“流产”无人问津
就在2005年，保护的声音如火如荼，当时四会政府与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联合成立四会市地下森林考古调查有限公司，联合投资1000万元，在四会建立一个首期规划100亩，集科学研究、古树保护、园林展览、科普旅游于一体的保护项目。建成后，在国内甚至世界上都是最大的连片“地下森林王国”。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在世界上都是第一家。
然而，后面的故事就显得相对平淡了。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研究员谭惠忠曾参与了这一项目，“因为资金没有到位，没有建成”。“这个项目的公益性很强，政府只负责招商引资，希望招标一千万，但是投资方的决心和力量不强。”因为看不到成效，当地政府也没有很强的动力去推动，项目就这样“流产”了，这些年来无人问津。
而且，“目前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这些挖掘进行约束”。这些地下埋藏的古水松林既不属于文物，也不属于矿产资源，因而没有某个专门的政府部门对此进行管理，所以最后不得不交由四会民政部门代为处理。
谭惠忠强烈呼吁尽快落实这个项目。广州地理研究所能够提供技术支持，如挖掘过程中对古松的保护、设计和布置森林王国等，但资金来源需各方努力。
“必须要提出可行性大的保护方案，这样挖下去，就再也没有了。”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博士郑伟艳呼吁。如果不是近期对古松林进行取样，她也不会知道，破坏已如此严重，“至少应该设立几个保护点，这些标本还可以留给子孙后代进行进一步研究，不能被全部破坏了！” （文中王文德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