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该当何罪
反腐是当前最受人关注的焦点。伴随着一批要职高官纷纷落马，人们在见证国家反腐魄力的同时，也对腐败犯罪中的行贿者免刑现象产生异议。近日，山西女商人丁书苗因涉嫌行贿罪等被检方公诉，再度引出了行贿者如何治罪的话题。《中国青年报》在盘点近一个月曝光的官员受贿案发现，一个共性细节是作为“配角”的行贿者群体庞大，其最终去向如何却往往不为人知。有专家更是称行贿者被司法追究比例仅为受贿者的1%。
虽然在罪刑法定的意义上行贿并不必然治罪，但依据相关司法解释，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就应追究刑事责任。按照这一标准，现实中还有大量行贿人逍遥法外。纠治这种偏差是反腐法治化的需要，而其实现也只能寻求司法法治化治理方案。
不可否认，行贿犯罪之所以大面积逃离治罪范围，既与司法系统的宽宥有关，也与治罪的标准不明确有关。前者比如，司法机关在认定行贿犯罪时，往往会受到贿赂潜规则的影响而对行贿人产生同情；同时立法基于激发行贿人告发受贿人的旨趣，又对行贿犯罪减轻或免除刑罚作出了规定，客观上使得司法实践容易滥用立法的宽宥，以致鲜见行贿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不正常状态。后者比如，在构成行贿的具体情形的判断上，因为立法对“不正当利益”等模糊化规定而产生操作性不强的弊病；而在惩治行贿的范围上，又因为立法具体将行贿限定在“财物”上而出现涵盖性不足的缺陷。
可见，要对行贿罪展开精确化打击，首先必须准确厘定不正当利益与正当利益的界限，确切区别主动行贿与索贿后行贿情形，适度扩大行贿犯罪的内容范围，进一步确立起科学完备的治罪标准。但是仅此还不够，它忽略了长期以来我们对行贿犯罪治理的一个重大误区：对行贿危害的认知仅仅局限于受贿危害的视角，而缺乏治罪的自主性逻辑。
对行贿犯罪的有效治理，必须在司法上弄明白一个预设前提：打击行贿犯罪究竟是基于惩治受贿犯罪的功利性考虑，还是基于行贿犯罪本身的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我以为，中国司法对行贿犯罪的惩治不力，很大程度上与前一种认知有关。
在众多加大行贿犯罪打击力度的正当性辩护中，都是将行贿作为受贿的诱导因素予以强调的，因为先有行贿才有受贿，所以司法打击需要找到源头。这并未击中犯罪治理的要害。行贿犯罪需要打击，不在于其诱惑了公权力走向堕落——官员堕落只能由其自身承担责任，且行贿的源头还可以继续推理至官员手中的公权力变质，这才是最终源头性的诱惑；打击行贿犯罪的正当性更在于：以行贿手段获取不正当利益违背了利益获取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