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上海 选自黄乔生著《鲁迅像传》
鲁迅的文学作品，已经成为中国20世纪文学经典，并且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经典。他的小说《阿Q正传》被收入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英语企鹅经典文库。鲁迅作品的经典意义，从最根本上说，在于它是20世纪中国的民族文本，反映了20世纪中国的精神世界、时代气质和文化心理结构。
从鲁迅看中国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每个时代都会产生全民族性的诉求。这些诉求有如幽灵，好似神祗，游荡于社会生活中，漂浮于民族上空，启示人们去感受忧伤、悲哀、痛苦，启迪并激发人们思索、寻觅、探求，酝酿奋起、跃动、抗争。而每当这个时候，总是会应时代之召唤、民族之养育、人民之催生，产生一批民族精英，他们是民族的感应神经，是民族的思考人和代言人。其中，尤以作家、艺术家为斥候、为灵魂。他们的作品，便成为表达民族精神、民族命运和民族愿望的民族文本。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这种文学“可供人们解读一国之文化，这些作品本身，也融入整个民族的DNA”。
鲁迅的文学作品就是一种表达民族精神、民族命运和民族愿望的民族文本。我且先从读者接受方面来加以证实，以为直接论证的准备。
在中国的鲁迅接受史中，一代代读者从鲁迅作品中期盼也确实获得的是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对人民自由解放的追求、对敌人的恨和对人民的爱。其中，包含对于中国历史的深刻感知、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刻体认和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切肤感受。与这一切紧密联系的，还有培育了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中最需要的爱憎分明、坚贞不屈、锲而不舍的精神品格。几代中国人，在鲁迅作品和鲁迅精神以及鲁迅品格的哺育下成长；鲁迅的深刻影响，对他们的成长和成就所发生的重要作用的众多事实，成为鲁迅作品是20世纪中国的民族文本的最有力而切实的证明。
国外的鲁迅接受也是如此。国外的读者和研究者，读鲁迅，就是读中国；研究鲁迅，就是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研究中国。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日本，他们很早就提出了鲁迅文本的社会改革意义，以及为此而具有的社会批判的品性。从1921年第一个向日本推介鲁迅的清水安三赞扬鲁迅痛苦地“诅咒了真正黑暗的人生”“一股脑地将中国的旧习惯和风俗加以咒骂”。后来，山上正义又指出：“(鲁迅)以阿Q这个农民形象为中心，描写了中国农村、农民、传统、土豪和劣绅。特别是描写了他们和辛亥革命的关系，一言以蔽之，它深刻地描写了这次革命的实质到底是什么。”这些评论，把鲁迅文本同现实的中国、中国社会和它的“国民革命”的实质联系起来，指出了鲁迅文本深刻的民族性和革命意义。更具深刻意义的是，第一本《鲁迅传》的作者小田岳夫，把鲁迅与孙中山相提并论，指出鲁迅是“可以和孙文匹敌的重要人物”。鲁迅着意于“人民从心灵的迟钝中解脱出来”，鲁迅是“绝望的，愤怒的，不屈的和忧郁的”，他的痛苦“远胜于孙文”。小田岳夫进一步深化到鲁迅文本作为民族文本的思想文化和心灵改革的层面。
韩国的鲁迅研究和鲁迅接受，是东亚的鲁迅接受中，日本之外的另一个大支系。韩国引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变革运动的知识精英，都是怀着虔敬之情的“鲁迅接受者”，是在鲁迅的中国民族文本的教养和鼓舞下，引导本国改革运动的进展的。韩国著名鲁迅研究家朴宰雨指出：韩国“20世纪的鲁迅接受”可以这样地来概括：“战后竹内好等日本知识界不少从鲁迅那里发现现代的出路……韩国知识界呢，也很早就接受鲁迅，从鲁迅的文学与思想里发现觉醒封建意识的资源、反封建斗争的精神武器，进而发现和帝国主义压迫者法西斯斗争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参见《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序一》)他们从鲁迅作品中体察民族灾难和反抗精神，鼓舞斗争勇气。
欧美世界对鲁迅的接受，其核心解读和基本文化诠释，也是鲁迅对旧中国的社会批判以至扩及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揭示与批判，以及人民的苦难与奋战。1925年第一个将《阿Q正传》俄译的瓦西里耶夫(中文名王希礼)，在译序中说：鲁迅“把自己的讽刺不仅刺向1911年的革命，而主要是指向中国的旧文化和中国的社会。”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读到敬隐渔的《阿Q正传》译本之后，特意请了一位攻读文学硕士学位的中国留法学生阎宗临，为他解释鲁迅的作品，并以此了解鲁迅和中国。罗曼·罗兰也是从读鲁迅中了解中国，并且把中国的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思考和评论。
以上，仅仅简略举几个例证，即足以窥见在跨文化传播中，在异域的中国文学接受中，鲁迅和他的作品，是一个受到重视和给予高度评价的艺术世界和文化境域，其原因就在于他的作品是中国的民族文本；他的作品的社会与文化蕴含，满足了民族文本的主要需求。
鲁迅作品的“民族母题”
中国在经历了自从鸦片战争后累累受挫、丧权辱国以来，特别是在经受着马克思所说的，先被鸦片麻醉然后才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过来这样一个过程之后，开始并日益深化地进入“民族的自我认识时期”。黑格尔曾说“自我认识是民族精神的最高成就”。中华民族此时正开始进入这个民族精神最高成就的历史时期。整个民族，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思考本民族最缺乏的是什么，落后和挨打的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来改变这种可怜可悲的命运？即使那些处于愚昧麻木状态中的广大“庸众”，在蒙昧无知中，也在心底深处，期盼改变现状。但是，唯有先觉者、具有热切爱国之心和民族精神觉醒的人，获得最丰厚，也应答最强烈。鲁迅属于这种觉醒的民族儿女群，并走在前列。
从“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林则徐，到王韬、容闳到严复、梁启超，一个个先觉者在比较文化的启动下，进入民族觉醒并催动整个民族的觉醒，鲁迅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先在南京求学，受到革新浪潮的洗礼，并接触到一般西方文化特别是以进化论为代表的西方新思想。更重要的是到日本留学以后，就近观察、体验到“脱亚入欧”后大胆充分吸收西方文化之后的日本文化，并通过“日本桥”接触、体察到西方文化、西方思想新潮。于是进入民族思考人的角色，思考着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并苦苦探寻其出路。正在此时，发生了“幻灯片事件”，激发他改变人生道路，弃医从文。鲁迅思考和选择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这样的“民族母题”。从这一点出发，他选择了以文学来唤醒国人、改变他们的精神，而以此救国救民的道路。从创作心理学方面来看，鲁迅创作意识的形成及其构造，即是以“文艺：醒民—救国”为基石和特征的。他未来的文学文本的性质，在此时就已奠基。这是鲁迅的特异之处，也是优异之处和高于其他作家之处。
此后不久，他便退学赴东京寓居，自学，办杂志，翻译和写作，开始从事文艺运动。随后，从1907到1908年，他先后发表了我称之为“东京四论”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这四篇论文。这便奠定了他的作品的民族文本的思想理论基础。此“四论”，从人与人的历史，到科学，到文化，到人的精神，介绍西方文化源流与当代思潮，抉其大纛与新潮，属目西方，隐击故国。
《人之历史》介绍标举进化论，论证进化之必然，促醒国人，秉此新论，刷新心迹，追寻民族进化之途。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在给科学之伟力以崇高评价之后，随即从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地提出了“美上之感情”和“明敏之思想”的极为重要，决不可忽视。否则，人的精神渐失，人性入于偏狭。这样，“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归于枯寂”。这时候，“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了。这就是说，科学技术知识固然重要，但决不可偏废，忽视丢弃了人文知识和精神文明。《文化偏至论》全面地论述文化问题并涉及其发展规律之探讨与究诘，特别是对于人的精神的瞩目。他认为，中国处此危境，根本在于振拔人之思想与精神，“黄金黑铁”不足以救中国。接着，他便远察西方之新思潮，近体中国之实际，分析世界思潮与本民族需求之间的关系，并及于去取之方略。他甚至提出了建立“人国”的伟大而深刻的理想：就是要使“沙聚之邦”“转为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