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同道合忘年交
汪道涵比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小4岁，自到皖东北工作后，汪道涵常听人说起江上青，对江上青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能力深为钦服。抗日战争爆发后，江上青被派往安徽做统战工作，打入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任督察专员、公署秘书兼第五战区第五游击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党内则是“皖东北特派员”，是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根据江上青的要求，由上海地下党派的一批城市地下党员，被充实在第六行政区所属的县里任党政职务，其中就有汪道涵，被委任为中共嘉山县委书记。江上青又说服盛子瑾，给了汪道涵一纸县长委任状……
听到江上青1939年战死的消息后，汪道涵曾难过地为其修建烈士墓。出于对故去上级江上青的情谊和感怀，从1950年代起，汪道涵即时常到江家看望烈士遗孀，而与其父的故情交往是汪道涵与江泽民的交情由浅至深的第一因素。
1949年，江泽民由地下工作者转入地上，不再需要隐藏他的共产党员身份。由于他保卫工厂的努力，江泽民被任命为工厂的党代表，负责抓生产。与此同时，他还担任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
在被接管之后，工厂成为益民公司的一部分，并改名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整个公司都隶属于华东工业部。
1949年9月的一天，时任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来工厂视察。在视察中，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年轻人。后来回忆起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汪道涵说：“江泽民充满了活力，他是党员，而且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我觉得他前途无量。”“共产党人刚从国民党手中夺取了上海，这时离人民共和国建立还有一个月，我在上海军管会中负责重工业。益民是我们辖下的一家公司，江泽民就在益民所属的一家食品厂工作。当我遇到江泽民的时候，他才23岁。”“江泽民在益民的总经理办公室等我，在我听了简单的汇报后，江泽民代表工厂向我报告了他们新的商业策略，包括一份有关获取原材料和商品销售新思路的详细报告。上海一家大的奶牛场是益民的供应商，由于供货稳定，生产能力充足，所以搞好工厂的关键在于销售———也就是要为益民的冰激凌、冰棍和饼干找到顾客。江泽民组织了许多销售小组，并把重点放在食品店和杂货店。”汇报结束后，江泽民和其他几名经理陪同汪道涵来到厂房内参观了益民的生产线，在当时的上海这可是最先进的。汪道涵还回忆说：“江泽民干劲十足、精力充沛，是一个工作勤奋的专家。”
汪道涵和江泽民的相识相知也逐渐发展为一种终身不渝的友谊，并改变了两人的生活。
“文革”岁月中，这对忘年之交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在汪道涵被整得家人离散时，江泽民的妻子王冶坪在上海冒险收留了汪道涵的女儿。直到1970年代中期，汪道涵才恢复了平常生活，江泽民经常去看谪居的汪道涵，这在当时仍然是一件冒风险的事情。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江泽民和他的母亲甚至一度搬入汪道涵家居住了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汪道涵处境一度十分窘迫，这位“文革”前的副部级干部，家里同北京的普通居民一样，微薄的物质生活用品全部都是凭票供应，食油每人每月四两、糖每人每月半斤，肉票每人每月一斤。当时被派驻罗马尼亚的专家组组长江泽民，回国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登门拜访汪道涵，送上从罗马尼亚带回的奶粉和糖果。
“文革”结束后，汪道涵重返政治舞台。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1979年10月在京成立，汪道涵被任命为常务副主任和党组副书记，级别为正部级。这一年，汪向兼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主任的副总理谷牧举荐江泽民为该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汪道涵与谷牧一道，推荐江泽民担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一年后升任部长。
1980年9月，65岁的汪道涵被中央任命为上海市代理市长，与夫人孙维聪回到了阔别近30年的上海。翌年4月，由上海市人大选举正式当选市长。其时汪道涵已过耳顺之年，但仍勉力为上海的现代化打下基础，并慧眼独具提拔江泽民、朱镕基等优秀人才。
1985年汪道涵的上海市长任期即将届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向汪道涵征求人选，汪道涵推荐了江泽民。汪道涵对江泽民说，当上海市长就是“当总务科的总管”，江泽民回答：“当1200万人民的总管，我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汪道涵与江泽民一生亦师亦友，特别是在江泽民政治生涯的几个关键时刻，汪道涵或力荐之或力挺之，殊为重要。1989年6月，江泽民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登门拜访，征求汪道涵的意见。汪道涵没有多说什么，而是以林则徐的一副对联来勉励江泽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江泽民自此开始了14年的治国生涯。
江泽民和汪道涵的友情并不只是革命情缘，他们有着很多个共同话语，他们同为安徽人，又先后为交通大学学生，汪道涵读的是机械专业，江泽民读的是电机专业，两人又都是学生运动中的佼佼者，又都是学生时代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再有两人又都好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