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发展方向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既要注重质和量，也要注重合法有序，既要注重“扩大”，又要注重“有序”。“扩大”与“有序”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发展方向。
“扩大”：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量”和“质”要求。在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一词的内涵，就是指在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方式的基础之上，不断地探索出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和政治参与渠道，扩大政治参与客体，增加政治参与主体，既有“量”的要求，也有“质”的规定。
所谓“量”的要求，就是指政治参与的广度，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即社会成员是否实现普遍参与。在我国政治参与主体十分广泛。二是参与客体的广泛性，即参与内容或者范围的广泛性。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具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权利和自由，包括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和游行的自由。台湾学者郭秋永指出：“19世纪末叶以来民主政治的演化，实际上沿循两种方式进行。其中一种方式是‘政治参与之权利项目’的逐渐增加，例如选举权、请愿权、担任公职权、以及结社权等权利的逐一添增；另一种方式则是分享‘政治参与权利之人数’的逐渐增多，例如选举权的历史，便是渐渐取消经济条件、教育程度、种族及性别等限制，从而使得享有选举权的人数，逐步提高，终至成为全体公民所共享的一个过程。”
显然，就政治参与的广度而言，不论是在政治参与主体还是政治参与客体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都应该是扩大的最主要社会群体之一。当然，“扩大”还应拓宽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除了畅通现有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激活现有的政治参与方式之外，还应该进一步探寻其它政治参与渠道，创新其它政治参与形式或方式。
所谓“质”的规定是指政治参与的深度，即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是否充分、自主的问题，它涉及到政治参与的充分性、自主性、层次性、实现性等方面。政治参与的充分性是指公民对整个政治参与过程有清楚明白的认识，并能够完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愿望和要求；政治参与的自主性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即公民的政治参与完全是出于内心的自愿，而不是他人的物质、精神诱惑或迫于压力；政治参与的层次性主要是指政治参与所涉及的政治权力的层次性。公民政治参与所能够达到的权力层次，直接关系到其参政目标能否实现及实现程度；政治参与的实现性是指政治参与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目标倾向性，即公民通过政治参与过程表达利益需求和意愿偏好，影响政治体系和政府官员，促使公共政策有利于实现其自身偏好。一个民主的社会必须要不断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深度，公民政治参与的深度扩展可以直接反映民主政治发展的深度。正如美国政治学者科恩所说：“理想的民主不应仅仅是让公民们在汤姆和哈里之间(或没有竞争对手的亨利)选择一人就算是参与了管理，而应该让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识别问题，提出建议，权衡各方面的证据与论点，表明信念并阐明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