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摘要】
记得刚当市长不久，一大早我骑自行车查看完民众乐园场馆，返回政府机关途中，天突然下起大雨，我没带雨具，便躲进街旁的一家药店避雨。没想到，店里的售货员见我其貌不扬，黑不溜秋，一副乡下人打扮，硬是把我从店里赶了出来。我没有分辩，走在雨中，一阵心痛：没有善良和宽容，武汉能成为一个开放型、国际型的大都市吗？后来，还有好几次，我在不同的地方遭遇过类似的“礼遇”。那段时间，外地来客对武汉的服务态度也颇有微词，我感到压力很大。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城市，如此形象，何以面对世人！武汉市的服务工作没抓好，我这个当市长的挨骂也活该。这也让我下决心整治窗口行业的服务态度。我把自己在武汉港十五码头的“遭遇”，通过媒体曝光，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由此展开了一场全市人民参与的大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各行各业服务态度的整改和服务质量的提高，改善了武汉市的形象。
原标题：江城琐忆
1968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武汉市葛店化工厂工作，到1986年调任江西省长，在武汉前后18年半，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员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亲历了上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四十多年过去了，经历的许多事情逐渐淡忘，回想起来，脑中浮现的只是一些星星点点的记忆。
1968年4月下旬，我到葛店化工厂报到。工厂在武汉远郊，长江南岸，靠近鄂州，离市中心二十多公里。葛店化工厂生产烧碱、农药、电石、氯化苯、盐酸等产品，有几千人。我被分到维修车间仪表组，这个组一共才十几个人。厂里仪表很落后，没有自动控制系统。当时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厂里乱哄哄的。我不参加“文革”活动，一心搞调查、看书。心想，生产总要恢复，仪表和自动化装置必不可少，今后还是有大量工作可做的。
这年下半年，我找到分管技术的革委会副主任才大勇，要求拨些钱给我们搞生产过程的测量和控制。他说：“你搞出点儿名堂给我看看，再考虑给钱的事。”我在锅炉车间，看到操作工24小时眼睛盯着水位计，手不停地动给水阀，就想搞一套水位控制系统，既可以省掉操作工，又可以确保锅炉的安全。这样，我就开始自学DDZ-1型自动化装置，并设计测量及控制系统，但有一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一天中午睡觉时，在梦中想通了，我立即跑到车间，把一条线添上，这个三冲量复杂的控制系统，就从理论上打通了。水位、给水量和蒸汽流量的比例关系，通过计算和调试也解决了。经过几个月的设计、安装、调试，终于成功了，受到工人和厂领导的好评。在开始投入运行的过程中，我和蒋伯雄同学经常跟班。以后几年，在生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