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百姓蜂起截杀国军
蒋介石的爱将、31集团军军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兼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边区党政军分会主任等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抗战抗灾的紧急机制下，汤恩伯在重灾区拉夫抓丁，不但大建官署，还驱使大批灾民修筑黄河新堤，累死饿死的民工不计其数。汤恩伯还利用权力囤积走私，大发国难财。河南百姓甚至将他列为造成河南大灾的“四害”之一。各县县长及公务人员在大灾面前也毫无担当精神。1943年春季小麦长势很好，灾民只要能坚持到麦收，就能吃到新粮活下来。但是在1943年3月至4月救灾的紧要关头，各县县长却怕冒风险，紧捂公仓，不放一粒余粮给灾民，看着灾民饿死。
河南大饥荒，蒋介石对国民的不负责任，使国民政府在河南很多地方尽失民心，不少河南百姓视国军为比日寇还要邪恶的敌人。1942年之后的两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之后，孤注一掷，发动了意欲打通平汉线的“一号作战”，建成连接中国南北的陆地大走廊。历时38天的战斗中，5万日军击垮了拥有40万兵力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豫中 30多个县城。尽管中国军队中有不少爱国官兵浴血奋战，洛阳保卫战等战役也打得异常顽强，但由于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军队迅速溃败。
当国军部队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整连整连地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参加中原会战的几支主要部队在战后总结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
汤恩伯顺势将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归于河南老百姓，诬蔑河南民众都是汉奸，贴出标语，准备实行屠杀。1944年9月，亲眼目睹了汤恩伯部队临阵逃跑、利用军权走私、侵民扰民行为的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汤恩伯的罪行。更令人悲愤的是，汤恩伯兵败时，仓库存有的100 万袋面粉尚够 20万军队一年之用，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
1942年，河南大饥荒，事实上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一场大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