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
中共四大纪念馆
一九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四大的通知
李红
前言 2012年9月7日，位于虹口区四川北路绿地内的中共四大纪念馆隆重开馆。弹指一挥间，从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到2012年中共四大纪念馆正式建成开放，经历了87年的漫长岁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道路上，中共四大刻下了重要的历史坐标。抹去岁月的尘埃，走进中共四大纪念馆，我们将邂逅一段激情澎湃的历史。
“钟英”两次发出会议通知
1924年11月底，一位学者模样的外国男子身裹大衣，又一次来到上海，寄居在昆山花园的白俄富商家中。中文名为吴廷康 （俄文名：格里戈尔伊·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笔者注）的这位俄国人，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关系十分密切，并被称为共产国际的 “中国通”。这次，他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再次来到中国，肩负了两项使命：指导中共四大的召开，调解中共与鲍罗廷 （时任国民党顾问、共产国际秘密代表）之间的意见分歧。
此前，维经斯基曾于1924年4月来到中国，并参加了5月份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会上，许多党员对共产党被 “融入”国民党的现状表示不满。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于7月和9月两次来函，对鲍罗廷的做法提出异议。这让维经斯基看到了中国革命的一些复杂问题。
那时，维经斯基担任着共产国际与中共联络的责任，他谨慎执行着莫斯科的指示，与中国的同志从未发生政策上的严重争执。他的到来，让陈独秀深为振奋。他们之间虽有十来岁的年龄差距，但自1920年的初次见面后，双方便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维经斯基未敢懈怠，立刻开始了第一项工作，他与陈独秀、彭述之组成了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共四大的所有提案。为了审定大会的基本材料和提纲，三人还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中央全会，确定了大会的中心议题。
根据中共二大的决议，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按照惯例，中共四大将于1924年召开。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以 “钟英”的代号发出 《关于召开四大致各地党组织的信》，要求各地同志对于一年来党的政策及实际活动的意见写成报告汇寄中央局； 9月15日, “钟英”又向各地方委员会发出 《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明确指出中共四大定于当年11月开会，并分配了代表名额，要求各地方党组织提交议案。
但一个隐秘原因，使原定于11月15日召开的会议被改为12月20日，继而被推迟到1925年1月。这就是：在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中共与共产国际尚未取得共识。而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必须服从其领导。
谁来掌握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1924年是共产党成立后最为忙碌的一年。
在鲍罗廷的努力下， 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大，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实现。在新产生的国民党中央机关中，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等10人当选，占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1/4的名额。 5月，国共两党合作创办了黄埔军校，双方的关系似乎步入了蜜月期。但在实践中，国共合作潜伏着令人不安的暗流。国民党排挤共产党人的倾向渐露端倪。1924年6月，国民党右派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 《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 “绝对不宜党中有党”； 8月举行的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右派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要求 “共产党员友好地退出国民党”。在共产党方面，多数党员骨干致力于发展国民党的工作，忽略了自身的组织力量和宣传影响。一些共产党的地方组织，甚至将党的会议停止，把许多政治问题拿到国民党党部去解决。当时的党中央，直接从事党的工作只有陈独秀一人，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和瞿秋白等人均被调去做国民党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 《向导》由于缺乏人手，几乎处于半停刊状态。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摆在共产党人面前：在大革命浪潮中，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去组织民众，还是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群众？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同的理解。
1923年10月，苏联派出了指导国共合作的代表——鲍罗廷，他不但是斯大林的秘密特使，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高级顾问，还是秘密身份的共产国际代表，成为莫斯科和国民党、共产党三者之间的政治纽带。在国共合作问题上，鲍罗廷付出很多心血，但是他过于注重国民党的力量，将大部分援华经费划拨给国民党，并要共产党充当国民党的 “苦力”。在他的建议下，国民党成立了国际联络委员会，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对这位苏联 “传教士”的做法，共产党表示强烈质疑。陈独秀闻讯后怒不可遏，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并毫不客气地致电鲍罗廷，要他禁止在国民党的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蔡和森事后还向共产国际报告： “我们和鲍罗廷的关系非常不正常，鲍没有以应有的态度来对待中央委员，他没有适当地尊重我们党”。
频频来自中国的情报，让共产国际得出结论：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同鲍罗廷的冲突需要解决；中共中央从 “左”的立场反对共产国际的对华策略，亦须变更。为很好地传达莫斯科的指示，共产国际决定再次派遣维经斯基来华。
他的到来，使一再推延的中共四大最终举行。
弄堂里的群英会
1925年1月11日-22日，一条逼仄的弄堂内，中共四大正在秘密举行。为了会议的安全，宣传干事张伯简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这个租界与华界的 “三不管”地界，租借了弄堂内一栋石库门房子 （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他还将二楼的会场布置成英文补习班课堂的样子，有黑板、讲台和课桌课椅，每人有英文课本。参会的维经斯基则装扮成 “外教”。有一位苏北女工在楼下放哨，一有意外便拉响楼梯口的响铃，以便代表们收起文件拿出英文课本。
寒风呼啸的11日午后，弄堂内的平民们正在为生计忙碌，预备度过又一个年关，他们没有注意到身边的这次会议。大会的向导郑超麟陆续将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周恩来、李维汉、彭述之、李立三等20名代表带入会场。在三张八仙桌拼接成的会议桌旁，陈独秀端坐正中，用铿锵有力的语调做了第三届中央执委会的工作报告。他虽然只有46岁，但由于一直担任共产党的领袖，被党员们私下称为 “老头子”。彭述之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五大的情况和决议精神的报告。他是中共旅莫支部推选的代表，也是共产国际指派的人员。所以未经选举便直接参会，并且当选中央宣传部主任，俨然成为这次党代会上迅速崛起的政治新星。维经斯基带来了亲自起草的两项政治议决案，并由瞿秋白译成中文。这次会议上，博学多才的瞿秋白第一次当选中央局委员，此后他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在生命最后的泣血之作 《多余的话》里，他对自己在这一时期的经历，有一番自我评价。
大会上几个朝气蓬勃的面孔也颇为引人注目。周恩来担任了大会主席，这位27岁的年轻人， 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 10月份便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初次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明敏干练，应付自如，对大会上的许多问题给予很好的总结提炼，充分表现出一位出色的行政人才的本领，给与会代表留下深刻印象。湖南代表李维汉不苟言笑，每遇争论时，先不说话，到最后才站起来斩钉截铁地总结，因此被张太雷戏称为 “实力派”。当天津代表李逸搭乘太古公司的客轮赶到会场时，他只是位党龄最浅的年轻人。多年后他撰写的 《中共“四大”会议琐记》，揭开了一位长期被历史 “遗忘”的党代表——唐山的阮章。会议期间的食宿细节，给李逸留下了深刻印象：主食不过是塌棵菜加零星的五花肉片；他和部分外地代表和衣睡在三楼的阁子间，半夜冻得瑟瑟发抖；会后又滞留上海，孤寂地度过了农历新年。
为国共合作呕心沥血的李大钊未能参加这次大会，而是协助扶病北上的孙中山，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积极奔走。这位中共的重要创始人，有生之年仅参加过中共三大，而缺席了中共一大、二大和四大。毛泽东作为三大的中央局秘书，为筹备中共四大做了很多工作，此时他还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但由于国民党右派的排挤，在共产党内又被某些人嘲笑为 “胡汉民的秘书”，毛泽东身心俱疲，于1924年底病倒而回湘休养，缺席了此次大会。在延安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曾说： “有些同志未能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什么。就拿我来说，我是 ‘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
酝酿已久的这次大会，没有出现前几次代表大会中激烈争论的场面，整个会议过程非常平静，好像举行一种仪式，犹如当时严寒冬日的肃静。以至会议的记录员郑超麟，虽然做了大部分会议记录，也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四大会址的考证工作一波三折，出现多个回忆版本。直到1984年6月，已经80多岁的郑超麟亲临现场，几经勘察后才得以确认。出席大会的20位代表，一直存在几种说法，后历经党史专家的考辨，于2003年方才取得一致意见。革命精英的奋斗岁月虽不留痕迹，但永镌史册。
诞生14项文件
1925年，平静的中共四大诞生了一系列不平凡的决议案。
为了充分探讨民族革命运动问题，代表们等待瞿秋白、谭平山1月15日赶回上海后，才于16日展开全体讨论。这个困扰共产党的问题，在探讨与争鸣中取得共识： “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指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对于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共产党人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取得胜利。”这份凝聚全党智慧结晶的 《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这次秘密会议通过了14项文件，大会还首创性地提出多个理论：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掌握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 “组”改为 “支部”，规定 “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个支部”，至今，支部、基本组织等概念仍在沿用。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为 “总书记”，各级党的领导人称为“书记”，这一称呼沿袭至今。
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的新政策，提出要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扩大左派,并决定被分配做中央工作的同志不再同国民党发生直接的联系,在国共合作中保持了共产党的独立性。
这次秘密大会体现了和衷一致的精神，会场虽平静，但涌动着令人振奋的激流。在大年卅的前夜——1月22日，陈独秀宣布会议结束时，会场响起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国内的军阀！中国劳动群众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豪迈声音。那声音仿佛有雷霆万钧之力,撼人心魄。
中共四大选举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和彭述之等五人组成中央局。从中共四大到五大差不多两年半的时间里，全体中央委员会只开了二三次会议，这五人主席团实际上领导了党中央机构的运转。中央组织部设有党员调查登记、工作分配和党员训练三部分，秘书处主管行政事务，下设文书、财务、发行、交通四个部分，此外还有宣传部、工农部等。中共中央机构较过去健全了很多，陈独秀的权力也随之扩大，成为党内名副其实的 “家长”。
在维经斯基的调解下，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组成预算委员会，确定共产党的经费数额，同时中共在工作中听从鲍罗廷的指导。这一任务的完成让他如释重负。 1925年2月15日，已回到莫斯科的维经斯基，还发给中共中央和鲍罗廷一封信，再次强调了来之不易的共识：“现在在中央的方针与鲍罗廷同志之间，我已找不到原则性分歧。造成你们与鲍罗廷之间产生误解的两个主要的组织上和策略上的原因，现在已经消除。”自从来华后，维经斯基、鲍罗廷一生的命运已经紧紧地和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大革命失败之后，维经斯基被共产国际调回并撤职，但他仍关注并介绍中国革命。鲍罗廷为中国大革命作出过重要努力，也因为大革命的失败而受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斥责。 1957年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时，特地去看望鲍罗廷夫人，对她说：“凡是帮助过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
工农运动风起云涌
1925年的中国并不太平。据史书记载，那年云南大理发生7.1级大地震，死伤万余人。河北、广东、广西等省发生罕见虫灾；四川瘟疫大爆发，死亡20余万人。 3月12日，孙中山的逝世，中国的政治走向变得扑朔迷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让人们看到了社会前进的正能量。
1925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运动风起云涌般发展起来。上海掀起的五卅运动的狂飙迅疾席卷全国，仅一两个星期里就有600多个城镇、 1700多万群众奋起示威。五卅运动后，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已达16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 1925年6月，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时间最长的省港大罢工。1925年，返回湖南的毛泽东创办了韶山农民夜校；广东省第一次全省农民大会召开，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一年后，国共合作开展的北伐运动席卷江南半壁河山。 “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从珠江唱到长江，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的旋律从城市传遍山乡。 1927年，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30个小时的激战，终于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由民众选举产生的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
在工农运动的熊熊烈火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时，共产党员共有994名，至年底党员人数达到1万人，到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时，党员人数已发展至5.79万名。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宣传性的小团体发展为群众性的大党。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弄堂里召开的中共四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意义上走出书斋，迈向更广阔的历史时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