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曾约农（右）与堂姐曾宝荪在长沙一起创办了长沙艺芳女子中学。
看网上八卦，说一家著名的外语培训机构，有个拥有无数粉丝的麻辣教师，他最潮的行为，除上课跳艳舞，还带着条上万元的哈巴狗陪教，引得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孩子嗷嗷直叫酷！其实，这算什么，带条哈巴狗一点都不刺激，如带条大狼狗那才叫真酷！别说没这样的事，70多年前民国时期，长沙的曾约农就这么玩过。说到底，现在的一些潮法，都是他们玩剩下的！
抽时间到处去“走穴”， 贴补自己的学校
曾约农，曾国藩二儿子曾纪泽的长孙，自小由祖母郭筠督课经书，在家乡双峰县富厚堂度过了愉快的童年，受到了良好的曾氏家教训练。不久跟着祖父出使英、法两国，小小年纪，在英国生活了六年，学了一口纯正的伦敦腔。回国后，长到十六岁又去英国，直至1916年在伦敦皇家矿冶学院毕业回到长沙，帮助堂姐曾宝荪在曾家的私家花园创办长沙艺芳女子中学。
在这所学校，堂姐是校长，兼教英语和生物两门课。曾先生则是教务主任，兼教英语和数学。两三百人的寄宿制学校，没有几个专职的行政、后勤人员，校长和教务主任的工作繁重可想而知。但像曾先生这样热爱教育工作，有教学经验，英语又呱呱叫的老师，在那样的年代想不成为香饽饽都不行，所以，被别的学校聘请去上课是常有的事。曾先生也乐得抽时间到处去“走穴”，赚点外快贴补自己学校办学的不足。
说起来是璎珞之家，外人看起来，以为他们一天到晚如何钟鸣鼎食，其实完全不是。曾家到三四代后，信守先祖的家训，远离官场。大家只在各自专业上干着本分职业，并没有挥金如土的本钱，还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手头经常拮据。比如艺芳中学时期的曾家姐弟，穿的是棉布衣，吃的是腊八豆、青辣椒炒肉之类的湘菜，一派朴实、淡泊。
无钱包车，带着外表彪悍的狼狗步行上课
上世纪30年代在长沙当一名中学教师，那是相当体面的，特别是有点名气的，经常被各个学校请来请去。请的学校多了，收入多了，他们就可以自己包一辆黄包车（即人拉的胶皮车），在一所学校上完课，由车夫拉着飞奔到另一所学校，黄包车车头前的小铜铃叮铃叮铃地一路响过去，比现在的一些教师自己驾着私家车神气多了。
但曾约农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估计湘雅医院董事长、湖南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的职位，没有给他带来什么经济上的好处。大概是1935年，曾约农在长沙明德中学兼职教高三班的英语。那时，明德位于长沙市城北的泰安里，艺芳位于城北的局关祠，两校虽不很远但并非近在咫尺。曾约农经常在上完艺芳的课后，匆匆徒步赶往明德。
曾约农没有黄包车，但他有条外表彪悍的狼狗。曾老师每次去明德中学上课就带着它。一路上，这条狗跟在曾先生身后，他快步走，狼狗也快步走，他跑，狼狗也跑。到了学校进了教室，讲课时，狼狗就蹲伏在讲堂旁，对着学生一动也不动，宛如寺院里的文殊、普贤法座前蹲伏着的狮与虎。等曾先生上完课收拾好讲义，它又屁颠屁颠地跟着回去。这个逸事，在民国时期的长沙教育界可是一段美谈呵！
蓬头垢面、一副乡巴佬样子做罗素的翻译
1920年，长沙艺芳女子中学曾举办过一次文化盛事，那就是杜威、罗素等国际知名学者和章太炎、蔡元培、张东荪等国内一流学术大鳄来长沙讲学。那时记者的报道用了“万人空巷，听者如潮”这样的词语。后人不禁好奇，市民空巷去听什么，大家能听懂吗？罗素的哲学思想那么深奥，有合适的翻译人选把它从英语转换为通俗易懂的中文吗？否则，这些学术交流岂不是自娱自乐！
湖南学界的组织者想到的翻译人就是曾约农。第一场报告开始，罗素隆重出场，西装革履，绅士派头，叼着根很大的烟斗，含混不清的英文单词在他的喉咙里滚动。英国人天生的傲慢态度真有点令人望而生畏。接着，曾翻译出来了，不到三十岁的样子，个子不高，虽然朴素无华，蔼然谦逊，但一件灰布长衫土里土气，尤其是蓬着头，胡子也没剃。观众开始窃窃私语：“这样的乡巴佬，如何能当罗素的翻译？”
不料，接下来约农先生的同步翻译沉着淡然，理明词达，使满座的专业和非专业人士都不得不惊服！罗素在长沙做了四场学术报告，他的学术观点和思想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引起了强烈反响。临走时，他感慨地说，他很惊奇地发现，原来落后的中国竟然有一批世界上最有教养的文明人。
曾约农怎么会蓬着头，留着须呢？原来曾先生的母亲刚刚去世，按照中国传统的居丧制度，父母去世期间，儿子要守制，即不得任官、不得应考、不得嫁娶、不得娱乐，要在家守孝三年。民国后，守制做了些改变，时间没有限制，几个“不得”变通为“不得剃须发”。
还有个故事要补充，罗素演讲时，在台下作记录的人恰是时为《大公报》的特约记者毛泽东。当然罗素或其他学术大鳄都不会留意青年毛泽东，但毛泽东把这位西方大哲的每句话都详细记了下来，并在以后的岁月作了深入思考。
在教会做英语辅导，成为长沙的“英语培训名师”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前，长沙的年轻人有个很不错的去处，那就是位于西牌楼的长沙基督教青年会。一进这个会所的大门，左边是绿茵满地、树木葱茏的花园，右边是露天电影场。再往前走，就是一座巍然矗立的大厦，正中嵌着青年会的会徽，两端分别有谭延闿直书的“长沙基督教成人部”及“长沙基督教青年会童子部”两块金字招牌。会所内的墙上，挂了许多国内当代书画名家的字画，最引人注目的有孙中山书写的“博爱”和“礼记大同篇”，梁启超先生写的“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齐白石画的葫芦瓜，上面写着“葫芦瓜，葫芦瓜，葫芦开口笑哈哈，自从结蕊萦新蒂，会向人间斗岁华”。
说了半天，它和曾约农有关系吗？有，这里经常组织宗教活动，外国人经常来布道，曾先生就是翻译。外国人不来，也有曾先生的英语辅导。那时，听者趋之若鹜。来的人大多数不是教会的，他们只是想学地道英语的青年。所以，青年会不像个宗教机构，倒像个英语培训机构，曾约农则是长沙的“英语培训名师”。大家到这里来，一是学语言，二是励志，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以后到邮政、海关这些福利好的单位工作，比现在考公务员强多了。
顺便讲点历史，这个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在抗战期间及以后起了很好作用，他们后来组织活动请徐特立先生演讲，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邀请美国进步女记者史沫特莱做报告，了解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还组织市民救护队协助安置难民等。1949年8月，长沙和平起义，当时的总干事联合雅礼、福湘等长沙教会中学的校长签名，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
■文/罗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