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身是假的王亚丽到一路造假的薛新民，近年来，官员履历造假频频被曝光。一个常见的处理逻辑是，当事人被群众举报、媒体报道之后引发了舆情震动，有关方面在舆论压力下终于“动真格”。
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有的干部当初只是蚁贪，但慢慢成为硕鼠。同样的道理，如果干部连履历也敢造假，那会不会如法炮制其政绩？如果造假成本总是很低，事后问责总是千呼万唤始出来，那又怎能遏制后来者为“前程”修改履历的冲动？面对造假干部，一些部门为何手下留情，睁只眼闭只眼，甚至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姑且不论这种“宽容”背后是否存在利益输送。从观念上反思，对造假之害认识不足，尤其无视干部造假对政府形象和公信力的损伤，是重要的思想症结。表面上看，“百变局长”10多次修改履历是个人行为，但由于其公职身份和社会影响，造假游戏也在挥霍当地政府的信用资源。从不无担忧的街谈巷议中，从网友的拍砖乃至恶搞中，人们感受到的不只是“百变局长”个人信用的破产，更有政府公信等“无形资产”的悄然流失。
“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一大支柱，党的干部理应成为求真务实的表率，把说真话、办实事作为政德底线，如此才能用好手中权力，取信于民。如果容忍造假行为、宽纵造假干部，让造假者吃香，难免形成恶劣的破窗效应，也让不少公众面对干部简历，“自发”地滋生怀疑情绪。
“百变局长”虽然被处理，但如何让干部拥有“诚信身份证”，实现政府公信力保值增值，依然是摆在党员干部和监管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