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环境监测位点少、覆盖面不足
PM2.5是指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细颗粒物,也被称为入肺颗粒物,是形成灰霾天的主要物质。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跟王女士的看法一致。马军说,国际城市的空气质量监测点位通常较多,以伦敦为例,仅PM10(直径小于或等于10微米的颗粒物)的监测点就有103个。此外,巴黎、香港等国际城市均监测并公布道路两边地段的空气污染状况。
“我国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位点设置虽然也能反映整体环境质量状况,但监测位点少、代表性和覆盖面不足,监测项目、监测网、测点数目和位置设计不能满足重点区域人体健康影响暴露评价的需要。”马军说,尽管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北京市的环境监测站较少,但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还是处于“领先”位置。
北京市环保局公布的材料显示,在1984年,北京市完成了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的初期建设并投入运行,当时有8个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子站,主要分布在当时的城八区。2000年至奥运会前,建成了27个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子站,分布在全市各区县。
据统计,北京约为16410平方公里,大伦敦城约为1577平方公里,伦敦面积不到北京的十分之一,而环境监测站的数量近乎北京的4倍。“美国洛杉矶城约为1290平方公里,共有37个大气环境监测子站。此外,如有一个监测子站污染超标,那就表示全城市超标,并非用一个所谓的全市平均值来衡量的。”环境咨询师安雪峰说。
监测站“调整”“人为”提升“蓝天”数
安雪峰认为,不但环境监测站数量越多越好,更不能人为地“调整”或“抹去”污染严重地段的环境监测子站。
安雪峰引用北京市政府公布的文件和统计数据,从1998年至2005年末,北京环保局计算每年“蓝天”数及空气中污染物年均浓度、日平均浓度一直是基于7个监测站(当时的昌平“定陵”是作为空气质量较好的“对照点”不计入统计)的监测结果。2006年起,北京市监测子站的布局发生了两次大调整。第一次调整,把污染较严重的前门和车公庄站双双从国控站名单内移出,列入18个市控站,国控站扩充到9个,相对偏远的西城万寿西宫、西城官园和海淀万柳取而代之;2008年开始的第二次调整中,前门站和车公庄站在监测子站名单上完全消失。
据《1998年北京市环境状况公报》,在非采暖期,前门站的总悬浮颗粒物(TSP)为355微克/立方米,该污染数据在北京市8个国控站里排名第四;名列第三的是车公庄站,为424微克/立方米。在这两个监测子站消失前的最后一次监测数据发布中,前门站的污染指数达99,位列所有监测子站之首。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环保人士告诉记者,北京等城市除了“调整”污染较严重的环境监测点,还在郊区县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增设监测点。“总悬浮颗粒物和颗粒物PM10体积较大,容易吸附在阔叶植物上;相比较而言,PM2.5体积较小,植物的吸附效果弱一些。在植物园或植被覆盖较好的地方设立空气监测站,确实能获得较好的空气数据。”
北京街头最常见的树是国槐。据研究人员测算,一个月时间内,单片的国槐树叶大约可吸附粉尘0.0018克;如果是一棵胸径20厘米的中等国槐,平均每月吸附的粉尘数量大约在710.88克;在成片的国槐树林里,扬尘量要比普通草地大约少40%。
该说法也吻合北京市的环境监测数据。据北京市环保局网站公布,“2月23日12时—2月24日12时”各监测子站的“空气质量状况”均为“良”。在海淀区,“北京植物园”监测子站的空气污染指数为67,低于“北部新区”和“万柳”的75;而植被覆盖更好的密云水库、延庆八达岭的空气污染指数分别为62和59,为全市污染数的“最低点”。
据北京环保局公布的数据,在2011年,北京市共收获了286个“蓝天”,与2010年持平,北京市已连续三年“蓝天”数比率稳定在全年的78%以上;其中,一级天数74天(占20.3%),同比增长39.6%,创历史最好水平。“蓝天”是空气质量达二级或好于二级天的通俗说法。
安雪峰认为,正是这些调整,“人为”地压低了污染物浓度,增加了北京的“蓝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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