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国际经验认为，房价和居民家庭收入之比3-5倍之间是一个可承受的房价。中国去年的这一比例远不止10倍。为什么此前房地产市场火爆，房价居高不下？”日前，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抛出这个问题。他解释说，“这说明我们国家的实际收入差距显著大于统计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原因是一部分高收入居民有大量的隐性收入。”（1月11日《国际金融报》）
客观地说，隐性收入未必洪水猛兽，随着分配方式多样化、收入来源多元化，各国的隐性收入都是不争的事实。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史剑道甚至指出，每一个经济体都有隐性收入。然而，从2008年开始，我们就在争论国内隐性收入的数字，有说是四五亿，有说是八九亿——据王小鲁先生自建的模型推算，2008年全国居民隐性收入总规模就达到了9.3万亿元；全国居民最高收入的10%家庭和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之比是65倍，而非统计数据显示23倍左右。
一石千浪。作为学术性概念，与“官方认证”之间自然存在一定距离。孰真孰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以上数字再次提醒我们需要正视隐性收入之祸。有一些权威的数字，也许能或多或少地佐证王小鲁先生的高论：一者，据《时代周报》报道，2011年年末，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指出，“从五项监测指标来看，2010年基尼系数略高于2000年的0.412，实现程度为79.8%”，但“略高”究竟是怎么个高法，确实令人费解；二者，如果不考量巨量隐性收入，确实很难解释诸多经济问题，比如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城乡居民的储蓄总额只有3.5万亿元，但银行的数据显示当年的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是4.5万亿元，再比如汽车拥有量、房产销售量与家庭年收入之间也显得极度不匹配……
隐性收入未必等于灰色收入，但如果只是在数字上打哑谜、而不能从制度上将之晾晒在公共制度之下，必然会衍生诸多的社会问题： 首先是无法如实评估经济分层现状，眼下正式后入分配制度改革、新税制改革呼之欲出的年代，如果大规模的隐性收入被“低估”或者是“忽略”，那么，跑冒滴漏的天量财富就会令公共决策走偏，譬如生活中出现“开宝马的冒领经适房”等闹剧，未必全是分配程序的问题，恰恰说明我们对社会财富的“摸底”工作相当粗糙； 其次，不利于实现经济公平、导致消费结构畸形化，工资性收入要纳税等二次分配、而隐性收入逍遥于规则之外，不仅拉大差距，使得基于财富之上的责任分配失衡，而且促使财富拥有者无法正视资源与财富、私利与公益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部分中国富豪的“暴发户式”消费，与财富来源缺乏制度规制有很大关系。
隐性收入要晾晒于阳光之下，离不开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落地、金融财富实名制的发力、企业财会制度的清爽。于转型期来说，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长期待解的命题，隐性收入是多是寡，需要官方更有说服力的回应与解释——毕竟，这是规范与治理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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