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张儿前夕,没吃午饭,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等得我心烦意乱,掩卷发呆。其时蝉鸣正午,骄阳似火。我被冲入窗棂的烈日逼得挪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在炎夏过生日,可是今天燥热的情绪让我很不习惯。四点钟我放出卡萨尔斯演奏的巴赫大提琴协奏曲企图让自己平静,结果这阙极品音乐不但没能如往日般轻拂我心,反而导致更加的悲催。第二乐章时我昏昏睡去,节奏仿佛越来越慢,大提琴于睡梦中幻化成长长的汽笛,如满怀悲伤远去的一叶孤舟。
电话吵醒了我,罗莎.卡巴卡斯锈迹斑斑的声音把我拉回苍老的现实。
傻人有傻福!伊说。“一枚长势喜人比你想的还妙的小果儿,只是有个缺点——她刚满14岁。”
我没搞清伊的潜台词,于是喜道:我不在乎给人换尿片!
我才不在乎你在不在乎呢。伊一字一句地说:我只在乎我为此将面临的三年牢狱之灾,我需要有人买单!
不会有人买单的,伊自己总结道。伊的小店靠贩卖青春年年丰收,那些小果儿被残酷训练和无情榨干之后,会以八级妓女的身份在名垂青史的黑店欧菲米亚大妓院里雪上加霜。伊从未交过一毛钱罚款,因为小店后院就是当地官场的桃花源,从总督大人到市长豢养的小人撑起了大大小小的保护伞,让店主视法律如粪土成了一件当然且必须的事。所以伊在电话里装孙子无非是想多收几个钱——严禁就是昂贵的同义词,其实多给两个比索就能让鬼推磨——我们达成了当晚十点在伊那儿先付五个比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协议。不能再早了,因为那果儿得先喂弟弟妹妹,把他们哄睡之后还得服侍她那风湿致残的瘸妈就寝。
还有整整四小时!这段时光在我肺里慢慢发酵成一堆妨碍呼吸的酸性泡泡,使我的各种穿衣打扮变得徒劳。于是毫无意外地,达米阿娜明确指出我穿得像个准备出门布道的主教。我开始用专业剃头师傅的大片儿刀刮胡子,燥热地等待在水管里被八月骄阳烤得巨烫的洗澡水变凉,洗完澡急赤白脸地用毛巾擦干身子导致了又一身臭汗。最后,我穿上了我的锦衣夜行服:白色亚麻正装和领口浆得生硬的蓝色条纹衬衫,丝绸领带与抹了青春焕发锌白的靴子,以及链子拴在翻领扣眼里的纯金怀表,然后把裤脚齐齐折进去以免被人发现我那缩了水的老体格。
我一向以吝啬著称,因为没人相信一个真穷人会赖在我的祖传大宅里。但实际情况是,今晚我将进行一次豁出老命的吐血消费。藏在床底下的钱盒子被打开,两个比索租房,四比索付给店主,三个给那果儿,还有五个大子儿用来对付晚餐和各种边际成本。我想说这十四比索就是给报纸写一个月星期天专栏的全部稿费。我把钱藏在裤腰带里的小密兜中,喷上兰曼和肯普-巴克莱公司出品的花露水,然后开始用意识挠墙捶地。直到8点钟声一响,我摸索着走下黑洞洞的楼梯,出了一身白毛汗之后,一头扎进荡漾着幸福的生日夜。
天气凉爽的帕西尔科隆大街上,成群男人在等活的出租车长龙中高声争论着一场足球赛。一支铜管乐队在马塔拉顿树盛开的林荫道上懒洋洋地玩着爵士乐。在公证大街,一个四处追逐木讷客人的可怜小野鸡问我要一支没过滤嘴的香烟,我给了一个没过滤嘴的回答: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又十七天。路过黄金线(我猜是个百货公司 ——译者注)的时候,我向明亮的玻璃窗里瞥了一眼,看起来我衣衫褴褛,比想象中老了几岁。
快十点时我爬进一辆出租车,只告诉司机我要去环球公墓以免他发现我的真实目的地。他饶有兴致地看着我说:知识分子老爷,您别吓着我,我还指着上帝让我活得跟您一样长呢。我们在公墓前一起下了车,原因是他没零钱找,于是我们走进一家叫“坟头”的专供寒酸酒鬼在后半夜哭丧的寒酸酒吧。等我们算清了帐,司机一脸严肃地对我说:老爷,您得小心点,罗莎.卡巴卡斯的店已经今非昔比,连从前的影子都不如。
我必须相信他,谢谢他。出租车司机们的目光是雪亮的,帕西尔科隆大街没有秘密可言。
我走进一条烂街,看上去有着和从前一样的沙砾街道,粗木板墙,棕榈屋顶,和从前一样夜不闭户,可就觉得物是人非,恍如隔世——没了从前的宁静。大多数房子里敲锣打鼓令人反胃地开着周末派对,五毛钱想进哪家嗨都行,不花钱也可以在人行道上随音乐扭扭屁股。我边走边担心这一小撮地球会生吞了我这身风流倜傥的好行头,但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坐在出租屋门口打瞌睡的瘦弱混血儿。
“去见上帝吧博士老爷,”他发自肺腑地说,“祝你操美了操出花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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