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所有的日子一样,我在90岁生日那天早上5点醒来。因为是个星期五,唯一需要做的事就是给《和平日报》写那个星期天专栏。这个早晨流年不利:后半夜开始骨头疼,屁眼像着了火,还有滚滚雷声预示着连续三个月大旱之后的暴风雨。我趁着煮咖啡的时候洗了个小澡,然后就着两片木薯面包喝下被蜂蜜搞得齁甜的一大杯,吃毕,才穿上我居家的麻布行头。
这期专栏的主题必须是我的90大寿。我从没料到岁数这玩意能像房顶的窟窿数目一样让人清楚地数出你还有几天活头。在我很小的时候,听说人死后如果头发里的跳蚤逃进枕头会导致全家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从读书起就不停剪头,如今即使就剩下几根老毛,我也会用人家给流浪狗洗澡的那种强力去污肥皂使劲搓洗。暮然回首,原来我自幼就克己复礼,视死如归。
我已酝酿了好几个月,以便让我的生日专栏不再像过去N年那样顾影自怜,而是相反地要为耄耋大唱赞歌。我从自己何时有感于自己老了开始动笔,因为那只是不久以前的事。
在我42岁的时候,我因为背疼影响呼吸而去看过医生,该医生觉得没啥大不了:这类疼痛在你这岁数很正常。他说。
“在我这岁数,”我说,“有什么是不正常的?”
该大夫脸上浮现一种叫怜悯的,笑着说:我觉得你是个哲人。
那瞬间我第一次琢磨了一下老去的问题,但没几天就忘了。接下来的发现是经常在不同时代的早上醒来,发现疼痛的部位神出鬼没。有时感觉死神已经冲着我舔爪子了,可第二天又遁去无踪。我听说人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越长越像亲爹,这样看来我将永葆青春,因为我这张马脸无论如何也不像我爸的生猛加勒比样貌或是我妈那罗马雕塑般的容颜。实际上,改变是静悄悄进行的,你内心觉得你还是从前的那副皮囊,别人从皮囊外观察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活到五张儿多的时候我开始脑补我的老年生涯,因为我的记忆开始衰退:我会把房子掀个底朝天找眼镜最后发现它就在我脸上,然后带着眼镜去浴室冲澡,接下来就把老花镜戴在近视镜外面看书;有一天由于忘了已经吃过早点我吃了第二顿;我开始从朋友们担心的眼神里意识到他们不好意思提醒我正在讲上周刚给他们讲过的故事。于是我搞了两份记忆训练表,一份是熟人们的大头像,一份是他们的名字,把两张表一次次对应起来。可真到了该打招呼寒暄的时候,我又对不上号了。
我的性能力并不依赖我本人,而是全靠妇女们,妇女们对这件事有“知”有“识”。我心中暗笑那些八张儿的小伙子们,他们不停咨询各种医生,担心某个悲催时刻的突然降临,殊不知到了九张儿他们会变得更加绝望。没啥大不了的,这就是活着的风险之一。可话又说回来,老了能忘记那些浮云般的烂事儿也是人生的成就之一。并且记忆这玩意儿是有选择的,古希腊雄辩家西塞罗同志曾经雄辩地指出:老家伙们永远记得最心爱的细软藏在哪个角落。
基于以上胡思乱想,当然远不止这些——当八月的骄阳穿过杏树林梢,邮船带着因为干旱水浅而延迟了一周的远方来信驶进港口的引河,我写完了专栏的初稿,对镜默祷:给您请安,九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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