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公河惨案源头金三角揭秘:毒品暴利与烟农无缘

　　最新一期的《外滩画报》发表了题为《湄公河惨案源头金三角揭秘:毒品暴利与烟农无缘》的文章，以下为主要内容：

　　2001年6月26日，中老缅泰四国在澜沧江-湄公河800多公里的航道实现自由通航。这条流经上述四国加柬、越的河流，被称作经贸“黄金水道”。因为流经老、泰、缅交界的“金三角”——世界85%海洛因的产地，这也是一条魔鬼航道。10月5日发生的13名中国船员遇害“湄公河惨案”，让这片神秘山林再受关注。中国摄影师王艺忠自1997年起便在“金三角”拍摄专题影像，他用亲身经历和镜头，讲述了那里的故事。

　　往年，村民一年种的粮食只够维持三个月到半年，差额靠卖大烟来弥补，但这一年情况格外恶劣。由于天旱，连最好种的罂粟都枯黄了大片。

　　一个山民装扮、身背照相和摄像器材的外乡人，突然来到这个位于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寒山区的小村庄，和村长艾曼攀谈起来。

　　村长诉苦说：“村民多半都生活困难，只有少数人家里粮食够吃。一般人家每个月只能吃干饭十天，稀饭要二十天。小娃娃每天吃三顿，我们老人只吃两顿。”

　　外乡人来自中国云南，名叫王艺忠，他专程来拍摄“金三角”地区居民的生存状况。

　　1956年出生的他做过电台文艺编辑、电视台摄像师，1992年辞职后，一直专注于用影像记录“金三角”的变迁。“1985年拿起相机玩摄影，未曾料想竟成了我不可自拔且无薪水可领的终身职业。”

　　专门拍“金三角”的摄影师

　　打小喜欢冒险的王艺忠，自从1990年徒步探险“金三角”腹地之后，就迷恋上这片神秘的山林。1997年至今，他无数次独自骑摩托车或搭车深入“金三角”，记录当地的社会变迁，特别是饱受战乱、毒品和贫困折磨的百姓。2009年7月他独立制作的纪录片《生活在“金三角”的人们》，获第16届国际影视人类学大奖。

　　“泛“金三角”地区种植罂粟的历史已经有一百多年，所有人都把‘“金三角”’当作毒品的代名词，而这也吸引我去记录它。”

　　泛“金三角”指泰、老、缅交界的三角地带，以湄公河及支流美塞河的汇流处为中心，总面积近20万平方公里。这里丛林叠嶂、山路崎岖，人口相对稀少，但物产丰富，有金、银、宝石等稀有矿产。

　　一百多年前，西方殖民者带来了第一颗罂粟种子。由于“金三角”海拔多在千米以上，雨量丰沛，气候适宜，为罂粟种植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当年的殖民者早已离去，但他们留下的罪恶之种却在这里生根发芽。

　　“金三角”是全球最大毒品产地和走私集散地，世界上85%的海洛因产自这里。它得名于外国冒险家携带大量黄金来到这里，交换“黑金”和“白金”(鸦片和海洛因)。然而，烟农的苦日子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金三角”生活着苗、瑶、克耶、拉祜、傈僳、阿卡、佤、掸(泰)等多个民族，许多人根本没有或不知道自己的国籍，也不知道边境为何物。他们其实与云南边境的少数民族同源。占佤邦人口七成的佤族延续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主要种植罂粟、玉米和谷子。

　　当地混杂着各种地方、族群势力，以及割据和流寇武装，还有毒枭和奸商，处处潜伏杀机。在这片险恶地盘上，没有特殊背景的独立摄影家王艺忠竟能只身来来去去，本身就是传奇。没有超常的勇气和沟通能力，别说拍摄，连小命都难保。事实上，他多次在老、缅境内被抓。他说自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才拍到这些东西的。

　　除了冒险故事和猎奇影像，王艺忠也展现了“金三角”的另一面，揭示了那片土地上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文化的复杂关系，以及普通人在资源和权力角逐中的可悲命运。

　　赤贫的鸦片种植农

　　2001年12月，王艺忠来到位于“金三角”北部的缅甸佤邦特区时，正值罂粟花盛开季节，满山遍野都是摇曳的罂粟花。“那一次确实震撼我：那么大的一片全是罂粟花。人走进去，花比我的胸口还高。”王艺忠说。

　　嘎更村位于佤邦北部一道海拔上千米的山梁上，通往山村的山路崎岖不平。村民世代以种植罂粟为生。

　　罂粟花以白色居多，也有红色、紫色和红白相间，色彩艳丽，被称为“罪恶之花”。当时正是罂粟收割和大烟交易的繁忙时期。

　　王艺忠在罂粟田里遇到一位会说汉语的佤族老兵，他在帮别的烟农收割大烟。老兵是当地人，每到收烟的季节就会回来帮忙。

　　他告诉王艺忠：“老百姓生活只能靠种大烟，光种谷子不行。”

　　罂粟是当地村民唯一可以卖钱的经济作物，他们一年都在等罂粟花开放。花瓣掉落后，中间露出的花心就是罂粟果。

　　烟农一般将雨伞的铁骨架捆在一块，顶端磨得很锋利，每次在罂粟果上能划三道痕，让浆汁流出。划痕太深，会使汁液流得太快而滴到地上；太浅则会粘合结痂。

　　这些罂粟果浆汁就是烟膏，既可以当作鸦片吸食，也是提取海洛因的原料。浆汁数小时后开始凝固，烟农将它刮下来，用罂粟花瓣包好，带回家或上集市交易。这就是所谓的生烟膏。

　　老兵说，罂粟收割季节村里需要大量劳动力，村民会相互帮忙，主人会把一天的收获分一些给帮工者。当时的大烟价是人民币2200元一拽(相当于1650克)。

　　结束一天的收割，村民回到村里时，烟贩子已经在等候。他们会带来一些货物，和烟农交换大烟。

　　由于战争威胁一直存在，当地背枪的人很普遍。王艺忠发现，烟商的武器不仅用来防身。

　　“在当地，人们用一种天平来称大烟。砝码有多种多样：银元、手枪、电池、子弹、打火机、啤酒瓶盖等等。”

　　在嘎更村这个最底层的交易现场，烟农用一年的辛劳，积累了足够多的大烟之后，就向烟商换取一些生活用品和盖房子用的石棉瓦。

　　“大山把他们与现代文明割断了，没有电话、电灯。村与村之间或许可以听到鸡叫，但走过去却需要走几个小时的山路。”王艺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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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戚易斌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