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莱玛站在绍兴东湖岸边，一边按下快门，一边抹掉脸上的热泪。镜头中，一叶小舟浮于湖面，大雪让山、水、树、亭都呈现出黑白灰三色，宛如一幅中国水墨画。“我一直在哭。”这位法国摄影师回忆说，“这幅照片包含了我对中国文化全部的理解。”
当时34岁的法国小伙子如今49岁了，一头红发已经全白，是个挺着啤酒肚的“摄影家”了。在中国，他的名字叫阎雷。从1985年至今26年的时间里，他为中国拍摄了60万张照片。他几乎走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业内人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外国报纸杂志上的中国照片，大部分都是他拍的。”
让阎雷一直不解的是，他那重达5公斤、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6个国家发行的大型画册《中国》，却从未能够在中国出版。不过，他刚刚获得了一个名为“泊客中国”的奖项，这个奖专门颁给为中国文化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老外”。“挺高兴的。”这个法国人说，“就是还想找一个中国老婆。”
其实，这位法国摄影师早在他来到中国之前就名声大噪了。1984年，22岁的阎雷获准自由进出巴黎爱丽舍宫，为当时的总统密特朗拍摄了一年政坛生活。
“我不喜欢奢侈的生活，也不喜欢拍名人，我更喜欢拍‘自然’的老百姓的生活。”离开爱丽舍宫，这位年轻的摄影师很快将镜头对准了中国。这一“聚焦”，就是近30年。
1989年，阎雷在广西三江和贵州黎平一带拍摄侗族的生活。“你是鬼吗？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吗？”当地人好奇地摸着他的皮肤和头发。后来，在这里完成的摄影画册《歌海木寨》引起轰动，外国游客和文化人类学者蜂拥而至。
9年后，阎雷再次回到了那里。这一次，他没有带走一张满意的照片。“完全商业化了，侗楼拆了，年轻人进城了，没有梦一样的故事了。”阎雷伤心地表示。
每年，阎雷至少来中国两次，有时待半年以上，即使是身患严重抑郁症的几年间，也没有间断。“每次去医院的时候，我只带两本关于孔子的书。”这个夹着“中南海”牌香烟、跟小贩用汉语讨价还价的老外得意地说。
同样令他着迷的还有道教文化。10年前，备受抑郁症折磨的阎雷在武当山的一所学校住了6个月，一边拍照，一边和孩子们一起学习武术和教义。大多数时候，他整夜睡不着，就看着窗户等待山林中的晨曦。“我和光线的关系特别好。”他强调道，“那里早上的光线太美了，像金子一样。”在他看来，摄影师更需要道家所说的“天人合一”，才能捕捉到最美的真实的自然。
阎雷总是喜欢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脖子上挂着3部相机，穿行于北京的大街小巷。他把拍到好照片叫做“砰”，如果哪天拍到了一个“砰”，他马上会兴高采烈地告诉朋友们。要是没拍到，他就一句话都不愿意说。
这位“中国通”摄影师为拍照也吃够了苦头。有一次在新疆，他乘坐的面包车撞了人，掉进河里，他也被抓进了看守所；还有一次，他被困在冰雪覆盖的山谷里，不得不把报纸塞进衣服里取暖。
“我不怕艰苦，也没有感到厌倦，好像这里在召唤我一样。”属虎的阎雷已经快到中国人所谓“知天命”的年纪，他爱吃老乡给他做的“炒面”，吃完就举起相机对着抽旱烟袋的老乡一顿“咔嚓”。“让世界看到真实自然的中国”，他认为这就是他的“天命”。
10年前，为了拍故宫，阎雷在故宫附近住了3年。2004年10月，他和另外30余位摄影师的作品在故宫里展出。饱受抑郁症折磨的阎雷在大会上说了一句令在场所有人几乎心碎的话：“再见，中国。”那时，这个孤独的摄影师认为他的身体已经不足以支撑他继续拍摄中国。然而，身体刚刚好转，他就又回到北京，再次端起相机。
如今，阎雷住在北京宣武门附近朋友的旧居里。十几平方米的小屋中，放在地上的两部相机是最显眼的陈设。邻居小男孩放学归来，常对妈妈说：“看，那个外国老头儿又在拍照了。”
顺着小男孩手指的方向看去，北京秋天的树叶缤纷散落，阎雷正坐在街边的长椅上，举着他的相机。本报记者 秦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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