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回”镜头参
我在别的地方成长太慢
北上广以外的城市发展机会比较多？似乎很多人都赞同这个观点，然而，实际到了其他城市工作过生活过的人，却不是都认同这样的判断。
2007年，复旦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张强(化名)离开了上海，前往重庆的一家银行工作。“感觉去重庆工作性价比比较高。”张强回忆起当初“逃离”北京的那段经历，“这在很多方面都有体现，首先是待遇比较好，我记得当时重庆那边的银行行长专门来上海宣讲，去重庆往返的机票和食宿银行也都包了。还有就是竞争压力、物价和生活压力也相对小很多。”跟其他很多选择离开上海的人一样，张强也抱有这样的期待，“中西部地区，发展机会应该会比较大。”
张强带着自己的梦想来到了重庆，然而预期却跟现实存在落差。“当时东西部差距比较大，在2007年的时候，从上海好点的高校毕业去西部地区工作是一个很好的敲门砖。”他说，“可是在我进入那个门以后，就感觉到，其实相比于东部地区，在这里资源会比较少，因此自身的成长会慢一些。”
2008年，张强辞去在银行的工作，去云南高级人民法院工作了两年，终于辗转回了上海。“我是一个性格比较随和的人，觉得要回上海就要早回，不能一直拖着。”张强如今在上海的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做房地产投资，“相比而言，上海是一个更大的平台，虽然竞争很激烈，但机遇无处不在，资源也更为丰富，这些都非常有利于我的成长和事业发展。”他还表示，上海有很多朋友和同学，会很有归属感，而且有利于人脉资源的拓展。
“我不会再离开上海了！”在张强看来，30岁左右是一个人一生中比较重要的年龄段和分界，“这时候我会更倾向于稳定在一个地方寻求发展。”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程，他充满感慨，“无论是换地方还是换工作成本都太高！”虽然他现在跟以前在银行或是云南高院的同事仍然有联系，但在他看来，这些联系更多都是回忆或友谊性质的了，对自己的工作或者说发展没有太大的关系。
采访的最后，他向记者发出这样的感叹：“一个人在毕业后应该确定一个城市和一个行业，这样更有利于自己的人脉资源的积累和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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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里才能实现梦想
为什么选择留在北上广？也许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答案，有那么一类人，之所以选择北上广，是他们选择的事业只有在这里才有更多发展的机会。
刚回到广西老家时，赵明飞(化名)遇到了很多的不理解，“当时我爸爸妈妈特别担心，怎么突然就回来了，是不是在外面遇到了什么事情。”这在赵明飞心里形成一定的压力，但也更坚定了他要出人头地的决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县城里找了一份餐厅经理的工作，可只过了半年时间，赵明飞就决定辞掉了这份工作：“县城里人口本身就少，加上经济实力的局限，县城里的居民消费能力并不高，所以整体消费客流量就不大。而我们那个餐厅所处的地段也不好，所以餐厅的经营状况一直都不好，没有什么生意天天那样待着太无聊了。”
之后不久，县城公务员的录取名单下来了，赵明飞也被通知上岗。“我是一个典型的射手男，是那种事业型的人，天生不喜欢被约束，不喜欢朝九晚五的模式化生活，之前之所以报考公务员考试，也只是抱着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的心态。而当时北京这边正好拍摄李亚鹏主演的电视剧《血色沉香》，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而且各方面条件都比较成熟了，所以就很果断地放弃了公务员工作，再一次踏上了北漂之路。”
赵明飞这样评价在家乡的那段生活：“节奏太慢，人会变得懒散没有斗志，环境影响命运，我不能就这么沉沦下去！”于是他带着当一名导演的梦想再度回到了北京。
“我是那种不服输的性格，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杀回北京。”赵明飞喜欢北京的快节奏，他痴迷于演艺事业，并把自己的追求和方向都放在这上面。在北京的这些年，他当过演员、做过同期声录音师、做过剪辑师、还做过半年的导演助理，这些经历和经验都在逐渐成就他的导演梦。纵然在事业上遇到过不少挫折，甚至目前正处于事业上的瓶颈期，赵明飞从来没有想过离开北京，在他眼里，“全国也只有北京才会有这个成熟的大舞台等着各种有志之人来发展”。他希望能在这个大舞台上再次成长、成熟。
专家解读
从“逃离”到“逃回”
活着真不容易
针对“逃回北上广”这一现象，记者采访了北京社会学研究者毕然。他认为，这个问题到目前还没有看到规范的人口学研究或具有代表性样本的社会调查，所以是不是构成一种普遍的人口流动趋势不太好进行总体性的判断。不过即使从现有的一些报道的案例来看，确实也体现出当前我国社会的某些问题。
毕然表示，人口的迁移总是具有结构性的原因。从“逃离”到“逃回”，反映出当前我国资源分布结构的一些特点，比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东部和西部发展的不均衡。不过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些资源和机会背后的分配规则。一方面，以往由国家分配工作的形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自主的职业与工作地点的选择，市场已经成为塑造人们生活机会结构的主要力量。
然而另一方面，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存在资本与权力结合、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问题，由此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政府垄断土地客观上抬高了房价，导致尤其是在大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年轻人面临很大的压力，不得不“逃离”。同时裙带主义泛滥，“拼爹”游戏盛行，挤占了普通阶层的发展空间。地方资源有限，关系网络更强，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大城市各类资源和机会集中，开放性也高一些，竞争环境也相对公平些。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年轻人又“逃回”大城市。当然，他们还需要再次面对大城市中的生活压力。
在毕然看来，不管是“逃离”还是“逃回”，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人们在逼仄的机会空间下的艰难选择。这个来回折腾的过程更令人无奈，更能反映人们生活机会空间所遭受的压力，体现出目前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下资源重新走向集聚、职业获得缺乏公正性、社会流动封闭化的趋势。如何营造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扩大人们的生活机会空间，为实现正常的社会流动提供条件，是我们大家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记者 余姝 通讯员 周阳 梁馨 杨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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