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喊encore，我便心满意足”
李文俊，翻译家，翻译介绍了美国重要作家福克纳的作品。
这次承中国译协想到将我列入“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褒奖名单，实在受之有愧。因为在中国，水平与我不相上下勤奋更超出于我者，怕是有不下上百位吧。我之所以沾光，也许与改革开放之初，译出的几本外国现代作品正好适合了时代需要不无关系。
我自小喜爱文学，到高中时，亦想唱自己的歌了。但除上海弄堂生活外，一无所知。既无想象力，更缺乏虚构的本领。因此只得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我从小念的是英语，高中以后摸索着读英美文学原作(那时上海旧书店可真不少)，觉得还是现当代美国文学比较对自己口味，便与三两同学，合作译出美共作家霍华德·法斯特的两部作品《最后的边疆》《没有被征服的人》，向出版社投稿。不料都被接受。前一本出版于1952年，后一本于1953年。平心而论，尽管这位作家后来因斯大林问题脱党遭到批判，但前期那几本历史小说还是颇有可取之处的。
从复旦新闻系毕业，集中到京，我在中宣部一训练班学习了大半年，被分配到作协筹建中的《译文》编辑部。由于接触外来投稿与拜读所约名家的译稿(傅雷、周作人、丽尼等等)，又得到朱海观、萧乾等老编辑的点拨，复因常去拜访钱锺书、冯至、朱光潜、王佐良、金克木、吴兴华等大家，多少熏上了一些书卷气，时间一久，也俨然挤入了学术界的行列。经过“文革”，对人生又多了些历练。从此时起，便接上编内部书时练就的底功，自己开始翻译起福克纳来。尽管有钱锺书先生“愿你得到上帝的保佑”的告诫，我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译出了福克纳的几部代表作。还因译《押沙龙，押沙龙！》与写一本《福克纳评传》，心劳日绌，终于憋出一场大病，九死之后方得一生。这以后歇了一阵，我又译出他的《随笔》与编写出一本包括其《大森林》在内的《威廉·福克纳》。
这以后，我就成了堂吉诃德式的自由骑士。既译托·斯·艾略特的诗剧《大教堂凶杀案》，也译仰慕已久的简·奥斯丁的《爱玛》(仍与那位中学同学合作，我们从“少年游”熬成了“双白头”，可惜他已于前几年因病归天)。我既译加拿大老太太艾丽丝·门罗的短篇集，也为孩子们译出《秘密花园》与《小熊维尼》(尽管已有任溶溶前辈的优秀译本)，还译了绝难付梓出版的数百首英美诗歌。我最得意的一件事便是：与编辑部同人合编的一本《外国文学插图精鉴》在积压多年之后，终于得以出版。我还想要向诸读者提醒一句，我是到63岁才退休的。这之前，我每天都需做满8小时的编辑工作。
最近，因海明威版权到期，我又应约复译了《老人与海》。我最不能理解的一件事就是：译家何以必得贬低别人以求抬高自己呢。应该说，在我之前此书的译本都很不错，我的译本仅仅是由我自己演绎的一次演出而已。能听到有人喊一声“encore”，我便心满意足。至于中国翻译界应走什么正确道路，那是该向衮衮诸公请示的事。我只是个每天译几百字消遣消遣，周末跟老太太讨上几张钞票到对面地摊上去淘宝捡漏的老头儿。(李文俊)
译文
窗框的影子显现在窗帘上，时间是七点到八点之间，我又回到时间里来了，听见表在嘀嗒嘀嗒地响。这表是爷爷留下来的，父亲给我的时候，他说，昆丁，这只表是一切希望与欲望的陵墓，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你靠了它，很容易掌握证明所有人类经验都是谬误的。这些人类的所有经验对你祖父或曾祖父不见得有用，对你个人也未必有用。我把表给你，不是要让你记住时间，而是让你可以偶尔忘掉时间，不把心力全部用在征服时间上面，因为时间反正是征服不了的，他说甚至根本没有人跟时间较量过，这个战场不过向人显示了他自己的愚蠢与失望，而胜利，也仅仅是哲人与傻子的一种幻想而已。
表是支靠在放硬领的纸盒上的，我躺在床上倾听它的嘀嗒声。实际上应该说是表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里来。我想不见得有谁有意去听钟表的嘀嗒声的。没有这样做的必要。
李文俊译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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