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乐在其中，但拍摄过程中更多的是酸和苦辣。想拍政府大楼，最大的困难是进入拍摄场地。一次，他想拍一栋政府大楼，但对面50米处恰好是另一个政府机关，门卫找他要证明或介绍信，他拿不出来，所以最终也没能“就位”拍出来。
久而久之，白小刺学会了怎么跟门卫打交道。“一般要目不斜视，以工作人员的姿态进入。”他甚至练出了本事，看一眼门卫，就知道好不好进去、应该怎么进去。
除了拍“县市级”，他偶尔也“越级”到地级市。拍安徽阜阳的“白宫”时，他围着建筑转了好几圈，始终找不到最佳拍摄点。最后他发现对面一座服装城楼顶最适合。天马上就要黑了，就在最后一刻，他在楼下洗脚城里碰到了一个保安，正好有服装城楼顶的钥匙，才得以顺利拍摄。
一次在西部某县，白小刺坐了3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到那里，没想到政府大楼对面就是供电局大楼。看到没什么人栏，他一口气跑到楼顶天台。拍摄完毕，他才发现天台的厨房里有肉、有鸡，就摆在那里，没有人管。
白小刺目前在深圳经营着一家公司。天南海北的拍摄后，他回到深圳，要把这些海量拍摄的“信息碎片”组合起来，并最终形成作品。对他来说，拍照只是完成作品的第一步。
在白小刺的履历中，作为摄影师的他从没有获得过任何知名奖项。“曾经兴致盎然地填表申报过荷赛，却最终没有寄出作品。”他笑了笑说。本来有机会以单幅作品一万元的身价，作为签约摄影师进入某跨国机构，也被他拒绝了。他似乎更有兴趣专注于自由的创作。比如，做纪录片、参加艺术展览、在报纸上开专栏，甚至当社工，为城市健康发展鼓与呼。
白小刺不是他的真名。当年因为热爱王小波，他以“×小×”的体例为自己起了这个笔名，用于行走江湖。
他的经历也颇为复杂。1974年出生，大学专业是服装工程，精通各种面料的质地；互联网兴起时却转行去做网页设计师，精通电脑操作；因为经常在论坛上发帖鞭挞时弊，又被报社挖走成为专职写手；写着写着，他又拿起了相机。
从2004年开始，有事没事，他都喜欢拉着朋友一起，拎着相机到深圳的城中村四处逛逛。“什么最能代表深圳，不是高耸入云的地王大厦，也不是趴在中心区‘练蛤蟆功’的市民中心，不是股票，不是蛇口，不是那个所谓的深圳速度——最具深圳气息的，是那些城中村。”
走在城中村九曲十八弯的巷道中，“握手楼”将天空剪得狭长，窄小、潮湿而又黑暗的出租屋，让人难以相信高耸入云富丽堂皇的写字楼只有几步之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在城市中风里来雨里去，死皮赖脸地跑到别人家里去，央求他们对我开放最私密的空间，拍摄他们的房子。”白小刺回忆说。
渐渐地他发现，如果将关注角度从城中村延伸到整个城市，会有更不一样的收获。2006年以后，他的城市化照片中增加了更多的人。这些人依照收入梯度自然分布：有住湖边别墅的成功人士，有住封闭小区的中等收入家庭，有住城中村的小白领，有住工业区夫妻房内的产业工人；有5人以上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也有悬空一代的丁克家庭，甚至有奉行独身主义的个体家庭……从文化构成上看，有南方人、北方人，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也有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婚姻结合体，或者中国和外国人结合的跨文化家庭。
“中国正在迅猛发展，我们都是这个历史过程中的小人物。”白小刺这样阐释自己的另一个作品系列，深圳人物肖像。
他曾在深圳海岸城做过一次展示，是两幅陕西省靖边县天赐湾乡小学的老师人像，作品竟有4亿像素。他的朋友“低烧”感叹道：“4亿，我的妈呀，这得拍多少张照片，这得花多少时间在photoshop里进行加工和拼接，这得用多大的硬盘去装它！这个东西怎么弄到喷绘公司，怎么打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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