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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家长们妥协的结果是：小峰到村小上学后，要安排老师单独为他授课，家长接送，并且与正常上学放学时间错开。可一个月过去了，学校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授课人选，找的两个老师都声称“身体不好”。
5次集体讨论会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最后，分管教育的副乡长刘晏清在第六次协调会上提出，只能在学校对面的村委会里开设“爱心小学”，聘请一位退休老师单独授课。
刘晏清心中的第一人选是乡农机站技术员老金，他高小毕业，又算干部，这位副乡长希望他能“从大局出发”。然而临近开学，老金突然反悔了：“刘乡长，我不行呀，主要是我媳妇不同意。如果我去当这个老师，我们家就要把我开除了。”
刘晏清又问了几个人，结果还是一样。这时已经是11月了。王立军是他找到的第五个人。
接到刘晏清电话时，王立军正被抽调到小峰家这个村，刷写防艾标语。如今，他亲手刷上的“相互关爱，消除歧视”8个白色大字，还留在村小的砖墙上。
王立军黑且精瘦，额头上横着5条深深的抬头纹，手上还有被玉米杆割破的紫色伤痕，看上去像个十足的庄稼人。他当过十几年小学老师，后来调到乡文化站工作。乡镇事业单位改革时，他符合工龄30年的条件，只能提前退休。
王立军在电话里爽快地答应了刘晏清。他不是本村人，但也听说过这家人的事。他看过宣传册，知道艾滋病“不像2003年非典那样兴师动众”，它是可防的。
“不是说咱思想境界高，一开始我是冲着钱去的。”他一摆手，半开玩笑地说。其实他并不知道政府能给他开多少钱。
回到家，王立军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我明天又要上班了，还去学校当老师，就教一个学生。”他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一个艾滋病小孩。”
“你彪(东北方言，傻的意思)了？别人不干你干呀！”妻子急了。任凭王立军接下来怎么解释，她只有一句话：“你要干就别回家！”
那天晚上，王立军和女婿说起这件事时，妻子仍在旁边不依不饶，“你看，他是不是有病？”女婿倒挺开通，“没事，这个病就那几个传播途径，别听他们瞎说。”妻子没再说什么，王立军就当她默许了。
2004年11月20日，“爱心小学”在村委会里开学了。学校里只有两个人，操场是村委会的院子，唯一的教室不足10平方米，篮筐是绑在电线杆上的一团铁圈，只有村小那个标准篮架一半高。
见到小峰第一面时，王立军有些意外，这个被母亲领来的小男孩，瘦小得不像已经过完7岁生日的样子。在母亲的提醒下，小峰叫了声“老师”，又鞠了一躬。王立军伸出胳膊，一把将他搂在怀里。
“别听他们的，他们都瞎说，咱不是那种病。”
村里有了两所小学，相隔仅百米，坐在村委会的这间教室里，能听见对面学校清脆的上课铃声。
小峰的学校没有铃声。这里也没有考试和作业，而且只上半天学。每天早上，母亲用自行车载着他，尽管步行的路程还不到10分钟。王立军故意让小峰的到校时间和对面学校错开，晚到、早退。这样，即使沿着同一条路上学，他和村小的学生也很少碰见。
小峰知道自己和其他孩子“不一样”。他呼吸时，胸口有时会响起一阵成年男人打呼噜似的声音。他学会了咳嗽时转过头，吐痰也跑到屋外的小路边。
他几乎没再去过对面的学校。除了一次电视台录像，记者让他站到村小大门那里，他两手攥住铁栅栏，一张小脸贴了上去，茫然地向里面张望。
一天下课，小峰突然跟王立军说：“他们都说我有病。”
“他们是谁？”
“就那帮小孩呗。”
“什么病？”
“艾滋病。”小峰轻描淡写地说。
“别听他们的，他们都瞎说，咱不是那种病。”王立军撒了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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