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散全世界的先烈后人以纪念辛亥名义聚首，羊城晚报记者借机探寻他们光环笼罩下的平平淡淡
金秋十月，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100多位海内外辛亥先烈后裔奔走在北京、武汉、广州等地参加纪念活动。在介绍这些辛亥先烈后裔的名单中，羊城晚报记者看到了许多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名字———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喻培伦、熊秉坤、李烈钧、伍廷芳、冯玉祥……100年后的今天，这些分散世界各地的先烈后人以祖辈的名义再次聚首。
先烈后裔———因为这个特殊的身份，每到纪念“档期”，他们便被祖辈的光环照亮。然而，拂去这个光环，他们的名字却大多鲜有人知。羊城晚报记者采访发现，他们分散在海内外各个领域，过着普通老百姓一样平凡的生活。“我不是官二代！”正像辛亥英雄喻培伦的孙女喻斐云说的那样，他们并没受到什么祖辈的蒙荫，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在努力开拓自己的生活。
黄兴
（1874－1916）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与孙中山一起被时人并称为“孙黄”。早年留学日本，与孙中山一起成立同盟会。后归国组织革命活动，为黄花岗起义的实际策划和指挥者。中华民国成立后曾任临时政府陆军部总长兼参谋部总长。
黄兴长孙黄伟民：
祖父没留下遗产
只有厚厚的账单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碑前，一位70多岁的老者深深鞠了三个躬，步履缓慢地走过由花岗石砌成的记功坊。他望着上面铭刻的就义烈士名单说：“我父亲差点成了黄花岗第七十三烈士。”
这位老者是辛亥革命领袖、黄花岗起义总指挥黄兴的长孙黄伟民。他的父亲黄一欧是黄兴的长子，为筹备黄花岗起义从日本运送枪支弹药，并参加了黄花岗起义。黄一欧是当时同盟会年龄最小的会员，他在黄花岗起义的战斗中死里逃生，成了少数幸存者之一。
黄伟民今年已74岁，但精神矍铄，很健谈。他居住在老家长沙，来黄花岗烈士陵园拜祭已经是第五次了。广州对他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黄家三代都与广州黄花岗有密切联系。”
作为辛亥革命元勋的后代，祖辈给他们留下了什么？对此，黄伟民笑着说：“祖父为了革命，变卖了自己的庄园，没留下任何财产，却留下了厚厚的账单。”
并且，后来在“文革”中，黄家又被抄家，祖父收藏的革命资料也被抢走烧掉，“后来还怀疑我们私藏金条，结果把家宅挖成了危房却什么都没找到”。黄家也“毫不意外”地被扣上了“里通外国”的帽子，被批成了“黑鬼”。
“文革”结束，黄伟民一直在长沙从事体育教育工作，直到退休。现在担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官员。
黄伟民说，他父亲黄一欧上世纪80年代初去世时，嘱咐他们不要写关于他和祖父黄兴的任何文字，“历史由后人去评说”，要谨记祖父黄兴的“笃行无我”四字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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