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广东民间诗歌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共振”

诗人们在特朗斯特罗姆瑞典家中，右一为黄礼孩。

黄礼孩向大师介绍中国诗歌创作。

　　核心提示：

　　10月6日，瑞典文学院揭晓了2011诺贝尔文学奖，80岁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摘得桂冠。而与此同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广州，《诗歌与人》创办人、诗人黄礼孩也同样收到了许多人的祝贺，原因是他“未卜先知”地在半年前就将第6届“诗歌与人·诗人奖”颁给了这位并不“流行”的诗人。

　　一个纯粹的民间诗歌奖项，与世界权威的文学奖项发生了奇妙的“共振”！从2005年开始，黄礼孩推出“诗歌与人·诗人奖”，葡萄牙著名诗人安德拉德，中国“七月派”最后一位诗人彭燕郊，中国诗人、翻译家张曙光，中国诗人蓝蓝，俄罗斯女诗人英娜·丽斯年斯卡娅相继获奖。

　　黄礼孩的经历，从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一场中国诗歌与世界接轨的实验，没有任何官方色彩，没有任何商业运作，只与诗歌有关。

　　幸好诺贝尔奖没错过特朗斯特罗姆

　　“那是诗人灰蓝色的眼睛，纯净、好奇。我心想，嘿，没错，他就是那个写出‘山顶上，蓝色的海追赶着天空’的亲切老头。”

　　“塑造精神生活和说出神秘是特朗斯特罗姆写作的两个尺度，他用自己的尺度量出诗歌的边界。诗人的边界永远在写作中延伸，没有尽头，一如途中永不停止的行走。”今年4月，黄礼孩在第六届“诗歌与人·诗人奖”给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颁奖词中如是写道。

　　8月30日，黄礼孩与特朗斯特罗姆的中文译者、诗人李笠以及另外几位中国诗人去北欧参加几场诗会，于是终于有机会亲自拜访了这位80岁的老诗人，在他看来，这种感觉像是“去看望一个心仪的人，应该选择一个鲜花开放的日子，要带着花束的芬芳”。

　　见到这位被汉学家马悦然称为“国宝”的诗人时，特朗斯特罗姆正坐在沙发上静候着客人，面露微笑。让黄礼孩印象深刻的是眼睛：“那是诗人灰蓝色的眼睛，纯净、好奇。当我跟他对视时，我有走进他的内心的感觉，突然想起他写过的诗句：有那么一瞬间我被照亮。我心想，嘿，没错，他就是那个写出‘山顶上，蓝色的海追赶着天空’的亲切老头。”

　　诗人的聚会怎么能离开诗歌呢？那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黄礼孩回忆，在瑞典柔和的阳光下，有人突然说起在哥特兰岛朗诵了特朗斯特罗姆的《车站》，于是，人们自发朗诵起诗歌来，掺杂着各种语言：瑞典语、英文、中文，黄礼孩则用广东话朗诵。“已经很久没有人为特朗斯特罗姆办过这样的诗歌朗诵会了！”黄礼孩记得，特朗斯特罗姆的夫人莫妮卡动情地对他们说。而在黄礼孩他们看来，在北欧的这个正午，诗歌是内心唯一的阳光。

　　“那个时候，我并没想过是来看一位未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而是来拜访自己设立的诗歌奖的获得者，来看望一位迟暮的诗歌英雄、一位仿佛被遗忘的世界老人。我再回头，看到诗人一个人坐在餐厅的凳子上孤独的侧影，内心有些难以走开。”在10月的一篇文章中，黄礼孩写道。

　　10月6日，当瑞典文学院宣布将本届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授予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时，生活在斯德哥尔摩的中国作家蓝蓝说，年年都是叹息声和喝彩声参半的文学院，今年不同了。当文学院主席皮特·英格伦德读出特朗斯特罗姆的名字，是前所未有的一片惊叫和掌声，市区里也到处欢呼雀跃，电视上那些资深的记者和评论家都激动得快要失态了。15年后，诺贝尔文学奖再度颁给诗人，由于瘫痪丧失了声音语言，他只能通过夫人简短地答谢：“碰巧由你得到，当然是一件大惊喜，不过文学奖颁给诗歌这件事让人感觉非常好。”

　　“以往文学奖的获奖者都得为此接受采访或进行演讲，特朗斯特罗姆大概是仅有的获奖后不能发表演说的诗人吧。如果更早的时候把这个奖给他，或许就不一样了。但没有假设。诺贝尔文学奖在今年把奖颁给他，尽管迟了，但没有像错过博尔赫斯一样错过特朗斯特罗姆，没有错过给属于人类的大诗人颁奖。”黄礼孩说。

　　是巧合，更是价值的认同

　　“‘诗歌与人·诗人奖’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共同点在于对理想主义的追求，而我更愿意将其看做一种价值的认同。”

　　特朗斯特罗姆的获奖，让瑞典沸腾了。奇妙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黄礼孩也收到了朋友的各种祝贺短信和电话，还有媒体的“骚扰”。大家都在祝贺他的“未卜先知”，早在半年前便“挖掘”到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如此密集的采访，忙都忙不过来。”黄礼孩笑着说。

　　他终于不再羞于告诉别人自己的一个梦境：从瑞典回来不久，有一晚做梦，居然梦见自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特朗斯特罗姆获奖后，黄礼孩立刻想到了这个梦，跟李笠说了，李笠笑着说：“你肯定是特朗斯特罗姆的心灵附体了。”

　　无论是否心灵附体，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个生于广州的民间诗歌奖项，与世界上最权威的文学奖项之间，产生了微妙的重合与共振。对于这个“巧合”，黄礼孩说，这固然是一种幸运，但他更愿意将其看做是一种价值的认同，也就是中国走向国际化的一个案例或者片段，相信以后出现这样的事就不是“巧合”了，而是文化的交融。

　　特朗斯特罗姆的答谢词中有这样一句话：“诗歌是禅坐，不是为了催眠，而是为了唤醒。”在他看来，常规语言和观点在对付现实，具体目标是必要的，但是，在生活关键时刻，会发现它们是不能胜任的。如果它们完全主宰了我们，我们就会被引入与世隔绝、分崩离析的厄运，诗歌其中一个作用，便是抵抗这一发展。黄礼孩说，特朗斯特罗姆这一生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正是这一点，让他具备了诺贝尔文学奖所青睐的品质：“在文学方面曾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佳作品。”

　　黄礼孩说，这也正是“诗歌与人·诗人奖”的审美标准：把握语言的敏锐度，坚守人类的普世价值，比如对当代社会中普通人的生存困境的关注，对自由的争取和黑暗的反抗。“据我所知，中国的有些诗人也走在这样一条消除内心的黑暗，从宽容出发，从而拯救人性的迷失，并达成与自己、与他人，还有与世界的和解的路上。他们站在民众的立场，坚持自由和公正的理想倾向，去触摸当下的中国，发现世界的价值。”

　　虽然“诗歌的国度”早不能掩盖当代诗歌的没落，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从世界文学的维度来看，诗歌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鲜明和富有冲击力的符号。余华、莫言的小说虽然在美国书店的书架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毕竟属于大众文学的范畴，叙事风格的强大差异使得其文学性难以得到精英读者的理解和认同，也不免有读者带着对中国这个古老东方国度的猎奇心理阅读。相反，虽然诗歌的翻译难度远远超过其他文学体裁，翻译后许多奇妙的诗意也会因此丧失，但中国当代诗歌依然在世界主流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北岛与特朗斯特罗姆一样，长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而更加年轻一些的诗人，如蓝蓝、欧阳江河等，通过汉学家们的翻译，成为国外文学界认识中国的一个符号。著名汉学家顾彬甚至直言：“只有中国当代诗人，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

　　“从越来越多的诗歌交流和互动中，我们看到中国诗歌走向国际的道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开阔，尽管汉语翻译成其他语言从来都是一种难以跨越的障碍，但中国的现代诗受到关注是不争的事实。”黄礼孩说，中国这些年在翻译他国的诗歌上下了不少功夫，外国诗人和读者也对中国诗歌开始了新的认知，而不是停留在唐朝的李白或是20世纪80年代的北岛身上，这一点令人欣慰。“与当下欧洲普遍老年化的诗人群相比，中国诗人呈现的是青春的气息，崭新的面貌，但在思想力上，年轻的中国诗人是欠缺的。”

　　对抗生活的唐·吉诃德

　　“十多年来，如果把办刊的钱加起来用来买房，也可以买到一套了；花在刊物上那么多细碎的时间，如果用来写作，也会多些出几本书了。因为要这样的时候总是沮丧的，好在活到这个份上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黄礼孩很忙，见到他时，他说第二天便要去参加一个诗歌奖的颁奖，“奖金有5千，但必须要去参加才有。”如果是不了解黄礼孩的人，听到这话，准会以为这是个十足的“守财奴”，但了解他这十几年经历的人却明白，黄礼孩是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

　　1999年，黄礼孩开始编《诗歌与人》，在开始编这本民间诗刊时，黄礼孩没有想过它日后会变成公认的“中国第一民刊”，也没有想过会有人在孔夫子旧书网上高价出售《诗歌与人》，“诗歌是一种独立的圈内文化，她不热闹，把她当做朋友，内心自然有一种满足的喜悦。对于我来说，编民刊就成为自己小小的快乐，我没有想过愉悦他人，也没有想过要去改造诗歌世界。”黄礼孩说将办民刊当成自己出版的著作来做，这种带有私人意念的办刊心理能让他心甘情愿地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那点小钱花在上面。

　　但理想主义者并不意味着不需要面对现实的磨砺，尤其是2005年，黄礼孩开始以一己之力举办“诗歌与人·诗人奖”之后，现实的压力变得更加巨大。以今年的颁奖礼为例，虽然奖金并不丰厚，虽然获奖者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没有自己来领奖，但各种费用加起来也近8万元。“不知内情的江湖，常流传着我是富翁的说法，因为按照正常思维，一个不富有的诗人不可能干这等傻事。”黄礼孩说，在媒体采访时，他常常被问起这十几年当中最感人的事情，有没有砸锅卖铁、有没有到卖血的地步？“还好，还没沦落到那样悲惨的时刻。但痛苦的时候也有，比如当诗人说他们买了什么名牌好车、买了几百平方米的房子，内心就有所波动。十多年来，如果把办刊的钱加起来用来买房，也可以买到一套了；花在刊物上那么多细碎的时间，如果用来写作，也会多些出几本书了。因为要这样的时候总是沮丧的，好在活到这个份上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黄礼孩说。

　　不过，这些假设如果发生了，黄礼孩也就不是现在这个黄礼孩了，在广州，黄礼孩给别人做策划、写晚会串词，拍舞台剧照，编书……活跃在各个领域，然后把这些副业赚的钱都用在自己的《诗歌与人》上。“我想不起来，这些年是如何过来的，我只知道自己一刻不停地奔跑。奔跑是必要的，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全情投入，只有投入你才能有收获。虽然编民刊与生存无关，但你不能否认它的一种人生的方式。”

　　今年，因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获得诺奖的巧合，让“诗歌与人·诗人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也让黄礼孩开始思索这个奖项未来的路径。“我想把这个奖办成是更加国际化的奖项，国际视野再广阔一些。”黄礼孩说，他现在需要联系的人很多，包括外国诗人的中文译者等等，他终于觉得自己一个人再也无力独撑这个奖项，“一个人的能力有限，虽然我已经尽可能地把颁奖礼做得精致、纯粹，但和我当初想象的仍然有不小的差别。”

　　尽管黄礼孩开始放弃“一个人的诗歌奖”，寻找合作伙伴，但这并不代表他放弃了自己的坚持。“拒绝官方和商业对自己的左右，各种权威的规则”，这是黄礼孩的底线，也正因为这个“底线”，让洽谈合作变得举步维艰。

　　从本质上来说，无论到何时，黄礼孩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很多时候，自己只是一个唐·吉诃德……”

　　赋予诗歌应有的尊严

　　他拒绝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为了收钱而丧失标准，那么这十二年来的努力就白费了。

　　今年的4月23日，是“诗歌与人·诗人奖”第6次颁奖，颁奖典礼那天在广东现代舞团的小剧场举行，来了许多人，连楼梯上都坐满了人。特朗斯特罗姆由于身体原因未能亲自参加，由译者李笠代领。李笠从瑞典带来了一部纪录片，人们看到了诗人的面容：一个冷峻的智者，一个诗歌的炼金士，一个孩子般纯真的老顽童。与传统的颁奖典礼不一样，没有领导致辞，没有严肃而刻板的氛围，人们记住的，只有诗歌。“通过颁奖典礼，赋予诗歌应有的尊严。”黄礼孩说。

　　圈内人愿意把“诗歌与人·诗人奖”称为是“一个人的诗歌奖”，因为从策划到评审再到典礼的最终举行，都由黄礼孩一个人完成。在外人看来，他几乎分裂成两瓣，一会是“手握大权”的评委会主席，一会却为了一盆花的摆放位置而头疼。说起办这个奖的初衷，黄礼孩坦言，是为自己创办的《诗歌与人》这本“中国第一民刊”寻找一个突破点，“1999年办了这本刊物，《诗歌与人》在诗歌界也有了一定影响，但如果没有赋予它更多的诗歌元素，那么它只能停步了。”

　　于是，在2005年，有了第一届“诗歌与人·诗人奖”。在中国，凡是文学奖均遭人诟病，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学向来都是个人化的趣味选择，即使如茅盾文学奖一样组成62人的庞大评委阵容，也无法逃脱有关“缺乏公正性”的批判。作为一个纯民间的奖项，黄礼孩干脆将评委定为了只有他一人。“我知道，别人会质疑这一做法，担心它的公平、公正和专业。任何奖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问题，国内有些奖黑箱操作是路人皆知。我不想模仿所谓的权威，也不想变成小圈子，再说，我也没有多余的钱付评奖费。”黄礼孩说，抛弃集体举手表决的形式，选择独立的评奖品质，远离利益关系，推出有灵魂感应的文本，这是他的愿望。黄礼孩说，独立的评奖并不意味着草率，在心里的名单形成之后，他会广泛征求翻译者或者诗人的意见，以期获得更广泛的资料。

　　从第一届获奖者、葡萄牙诗人安德拉德，到中国当代诗人张曙光，再到今年的特朗斯特罗姆，无一例外地都是“边缘人”——在特朗斯特罗姆获奖之前，他的名字和诗歌对许多人来说是陌生的，他只是中国诗歌界少数人喜欢的诗人。“瑞典电台每天中午都会坚持播送一首包括特朗斯特罗姆等诗人在内的诗歌，还付丰厚的稿酬，但我们的电台、电视台会这样做吗？古代的中国是一个诗教国度，但现在我们的新文化传统没有建立起来，整个社会被物质的浪潮冲上现实之岸，这是非常可怕的。”

　　在黄礼孩看来，对于诗人来说，这种“边缘化”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边缘反而让诗人远离功利，安静回到内心，观照命运与人生，去敬畏文字，写出可以传诸后世的诗歌。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坚持用诗歌去探索这个世界的人们，忽视就变得理所当然。于是，1万元的奖金加上一本中文版的诗集，再加上一场朗诵会，用这不算丰厚但充满仪式感的奖品，黄礼孩实现了设立这个个人的诗歌奖项的初衷：赋予诗歌尊严。

　　“很多人来公关我，希望获得这个奖项。即便不能获奖，也希望能在诗歌杂志上出一个专号。也有人说要赞助这个奖项，唯一条件是让他获奖。”黄礼孩说，他拒绝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为了收钱而丧失标准，那么这十二年来的努力就白费了。

　　南方日报记者 吴 敏 实习生 郑上保 钟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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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蒲波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