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还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都迫切要求加强文化立法，同时切实保障好文化领域的知识产权。
关注十七届六中全会系列评论之四
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前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提出，要“着力促进规范文化市场秩序，依法惩处文化领域犯罪活动，妥善处理文化领域矛盾纠纷，依法维护公民文化权益，加大对优秀科研成果和原创性文艺作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
无论是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还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都迫切需要加强文化立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坦率而言，目前，文化领域的立法相对薄弱滞后，还不能和如火如荼的文化发展相适应。
这首先表现在文化立法的层级偏低，国家级法律偏少，部门立法痕迹明显。目前国家层面涉及文化的法律仅有《文物保护法》《著作权法》《图书馆法》《博物馆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屈指可数的几部，广电、娱乐、出版、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等领域，则多是行政法规。社会文化、艺术表演团体、剧场管理、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对外文化交流等重要领域，依然没有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
其次，已有的文化法律法规，管理色彩浓厚，建设型和服务型法规偏少。这些文化立法多偏重于监督、规范、限制、义务和处罚，而疏于发展、促进、保障、权利和服务。这显然也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格格不入。
另外，诚如王胜俊院长所说，“加大对优秀科研成果和原创性文艺作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力度”，这也是对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正面回应。虽然目前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法规并不少，但如《商标法》《专利法》等法律，针对的多是科研领域，更重要的是，诸如《著作权法》等文化产权保护法执行得很不够，以至于很多地方政府和法院在涉及文化产权、版权的案件上自由裁量过度，形成了地方保护。
文化立法滞后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最终就会阻碍文化创新。优秀的原创文化产品背后，往往是单位、作者大量的资金、精力等投入，而猖狂的盗版、剽窃、违法转载、廉价转载等，让真正搞文化创新者不能得到应有的市场回报。而且，如果被侵权人提起诉讼，还常常面临立案难、判决难、执行难的窘况。这种“负激励机制”，容易造成“山寨”泛滥，将使文化产业长期在低水平徘徊。
文化发展先进的国家，都有成熟完善的文化法律法规体系，能对文化产权提供强有力的保护。如韩国提出文化产业振兴，他们甚至在演出、游戏、音乐、影视等细分领域都各有基本法律。我们也要立足国情，继续完善文化法律法规，同时切实执行，让文化产权得到真正的保护，方能从根本上鼓励创新，向文化强国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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