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参评第八届届茅奖的小说：魅力源于“难度”

中原网(www.zynews.cn)　发布时间: 2011-09-22 14:42:00 　来源:文学报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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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魅力源于“难度”

　　黄桂元

　　■作家一旦甘于无所作为，作品想不平庸都很难。于是，惰性在消耗小说，庸才在糟蹋小说，虚荣在腐蚀小说，无知在扭曲小说，商业大潮在膨化小说，乱象迭起便不足为怪，以至于大量的长篇小说越写越顺畅，越写越轻薄、越写越粗陋，无论精神层面、人性层面，抑或结构层面、修辞层面，皆乏善可陈，而鲜见异军突起，逆流而上，通过征服难度为小说美学带来新鲜创意和独到经验的卓异作家风范。

　　对于读书人，当阅读过程不是由于兴趣使然而仅仅为某项任务，焦虑多过愉悦，压力大于享受，自然是可想而知。不过，这种恶补似的密集阅读和频繁交流，也的确能在短时间内造成一种奇效。比如笔者，就是在一种高强度、超负荷的阅读中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居然跌跌撞撞、马马虎虎“速成”了一种当下长篇小说的观照视野，回想起来，多少有一点歪打正着般的戏剧色彩。

　　总的感觉，参评此届茅奖的176部长篇小说鱼龙混杂，使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并不多。究其原因，恐怕与许多作家把长篇小说的写作看得过于容易有关。似乎是门槛比较低，谁都可以踢腿抬脚，轻松迈过。似乎既然“写什么”已无禁锢，“怎么写”就更不是问题了。这无疑是一种错觉。长篇小说最绕不开的难题就是“怎么写”。当“写什么”不再困扰作家，“怎么写”便成为作品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对于有大抱负的作家，“怎么写”其实就是一个挑战难度的过程，只有通过不断地自我设置难度，才能把握艺术的真谛。举凡大作品的诞生，无不伴随了一个孤独求败的历险过程。缺乏难度的写作者永远不会在乎“怎么写”，既然中外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已有太多的经典模式，何不坐享其成？取我所需，也不过是举手之劳。其实，没出息、没野心的作家也并不是一切都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如何稳妥运转，回避风险，减少误读，灵活转身，这几乎成了当今多数作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书写常态。稳妥的写作之所以平庸，就是长于讨巧，惯于媚众，见风使舵，事倍功半，皆大欢喜，何乐不为？

　　作家一旦甘于无所作为，作品想不平庸都很难。于是，惰性在消耗小说，庸才在糟蹋小说，虚荣在腐蚀小说，无知在扭曲小说，商业大潮在膨化小说，乱象迭起便不足为怪，以至于大量的长篇小说越写越顺畅，越写越轻薄、越写越粗陋，无论精神层面、人性层面，抑或结构层面、修辞层面，皆乏善可陈，而鲜见异军突起，逆流而上，通过征服难度为小说美学带来新鲜创意和独到经验的卓异作家风范。据可靠数据，近年来纸质长篇小说出版呈逐年大幅度递增的态势，去年更是突破了3000部大关，虚假繁荣下面却无人喝彩，充斥其间的多是些如同废弃纸浆的速朽作品，不免令人脸红耳热。相比之下，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任何一部网络长篇小说，如果不具备吸引眼球的阅读点击率，根本不可能面世。至少，点击率构成了横亘在网络作家面前的不可逾越的难度，不像纸质出版物，只要资金到位，不但可以摆平出版社，还能拉出名家为之捧场、造势。

　　哪些作品具有挑战自我、征服难度的优异品质？我最先想到的便是《你在高原》(张炜)和《大秦帝国》(孙皓晖)，两部巨著都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史诗欲望，其叙事体量与容积也凸显了罕见的极限把握能力。文学世界中的长篇小说之所以有庞然大物之称，长度是个实打实的硬指标。莫言认为长篇小说就是要往长里写，要表现出“长篇胸怀”，胸中要有大沟壑、大山脉，是艺术的大气象、大营造，“那些能够营造精致的江南园林的建筑师，那些在假山上盖小亭子的建筑师，当然也很了不起，但他们大概营造不来故宫和金字塔，更主持不了万里长城那样的浩大工程”。打个比方，就如同登山，只有极少数肺活量超人、体力和耐力过人、且训练有素的强者，才有可能最终完成登顶，而多数人由于身体极限的制约，只能拥挤在半山腰间喘息不已，望顶兴叹。

　　提到张炜，我忽然想起了他在文学随笔《从“辞语的冰”到“二元的皮”》中的一个观点：“长篇贵短。”(他写这篇随笔的时间是在十年前，也正是其写作《你在高原》的日子)。他的进一步说法是：“一部长篇要作成一座冰山，那么堆积它的辞语首先要是冰。它要坚固，有硬度，不能是棉花，不能太膨胀。……物极必反，多了就是少了。读者想象中的追求全给破坏了阻断了。”有趣的是，这段话的要义，恰恰暗合了近期某些评论家和媒体人对450万言的《你在高原》写得过于冗长的质疑和抱怨。不过，似有预感的张炜也有伏笔接招，“长短不能以字数论，而是以感觉上的极限来论。一百万字，可能是短了；十万字，可能是长了”。“感觉上的极限”？这个分寸真的很难拿捏，我宁肯理论上同意这个说法，无论如何，当今日文坛日渐浮躁、日趋功利之时，张炜还是沉静如许，澄澈如许，虔诚如许，一如既往、身体力行地捍卫着“宏大叙事”的艺术尊严。或许还是马尔克斯的观点更为明晰，“理想的长篇小说是充分自由的”。

　　始料不及的是，《大秦帝国》这次未能进入前42名。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具有史诗架构的长篇历史小说理应受到关注。该书以洋洋500余万言、皇皇11卷的篇幅讲述了秦国自商鞅变法开始的近160年的激荡历史，场景盛大，人物众多，旁涉广泛驳杂，精彩细节无数，其卷首题记“献给中国原生文明的光荣与梦想”，亦并非大而无当，力不胜任。《大秦帝国》堪称一项规模空前的史诗工程，绝非视难度为畏途的凡夫俗子可以为之。作品的历史观可以见仁见智，但历史小说毕竟不隶属于学术范畴，它的姓氏应是“文”，而非“史”。

　　《蛙》(莫言)的叙事结构别出心裁，对于长篇小说，结构既是外在的形式，也是隐形的编码，从中最可以见出作家超凡脱俗的原创才华。莫言坚持不懈地践行着征服难度，“作为一个非常长的目标，无论是结构还是思想，甚至使用的语言上，都应该和已经写出的小说有所区别”，中国文坛，或许也只有莫言的写作才配得上这段夫子自道。《推拿》(毕飞宇)再次给了我一种飞翔的感觉，毕飞宇无疑是一位平生只做文学这件事的作家，写《推拿》自称“没有野心”，却让我们走进了一个没有光的世界，他把宏大叙事之外的长篇小说写作推向了另一种极致。《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的叙述主体别具一格，属于“刘氏”写作路数的绝活，更是一次“洗尽铅华，返璞归真”的高妙超越。《麦河》(关仁山)是对土地、河流、小麦与生命意义的灵动整合，作家在向读者奉献了一部亦真亦幻的现代农村寓言的同时，也使读者见证了关仁山一次具有超越意义的艺术蝉蜕。《天·藏》(宁肯)是对固有文本叙事模式的一次拆解、转喻与重构，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的复合呈现强调的是一种实验意义，也为小说结构注入了形而上的象征寓意。《知青变形记》的异想天开，意外地拓宽了现代小说业已陈旧的叙事边界。《坼裂》(歌兑)的叙事张力内外合应，石破天惊，小说质地是浪漫的，也是现实的。《伏藏》(杨志军)的悬疑魅力，在于将对俗世的拒斥和对信仰的坚守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天行者》(刘醒龙)、《农民帝国》(蒋子龙)、《农历》(郭文斌)、《水在时间之上》(方方)、《最后的巫歌》(方琪)、《白虎关》(雪漠)、《朱雀》(葛亮)、《凿空》(刘亮程)、《饥饿百年》(罗伟章)、《身体课》(秦巴子)、《无土时代》(赵本夫)等作品，也都显示出了一种迎难而上的自觉意识，在叙事、结构、修辞、语言诸多方面拒绝随波逐流，各自为读者带来了陌生化的意外效果。我甚至想，多亏有这些作家的特立独行，长篇小说景色才不至于荒疏、残败，他们理应获得读者的敬意。挑战难度必然承担风险，付出代价，青涩难免，甚至会有一种“可能让人感到不愉快”的风格(略萨语)，从中挑毛病、找纰漏太容易了。我们不仅需要容忍，更应该为其鸣锣开道。

　　鼓励有难度的写作，意味着是对作家原创精神和探索使命的尊重和呼唤。长篇小说文体的确极富诱惑力，犹如一个神秘舞台，可以造就卓然不凡、身怀绝技的大作家，更可能是一片鬼魅沼泽，使志大才疏者身陷两难，使徒有光环者原形毕露，使投机取巧者悔恨交加，使沽名钓誉者万劫不复。文学评奖应该是一面公正的镜子，作品成色如何可以由此得到有效的甄别和无情的验证。这个沙里淘金、优胜劣汰的过程，经过一次次减法的程序是必要的。但文学评奖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聚焦作家作品的风云榜位，更要激励那些敢于拒绝平庸，却不受关注的默默写作者，继续完成不知终旅的寂寞跋涉。令人欣慰的是，一批逆水行舟、敢为人先的探索性作品，其命运要比想象的好得多，并没有在过山车般的投票轮次中过早沦陷，有些小说不但征服了各种难度，而且征服了部分评委，它们饱满坚挺，魅力十足，或进入二十名提名，或最终问鼎茅奖，并非偶然，而是文学精神的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