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听当地记者采访了解的相关情况。
温州晚报记者朱承立：我当时就是在车头，当时群众的情绪都是担心马文聪被调包，群众都要求记者、媒体甚至群众自己拍照做一个见证，但是警方开始是不同意，因为可能担心涉及隐私或者涉及其它方面。但是后来因为群众情绪非常强烈，把马文聪的手拿开，让大家拍，让大家拍的时候，马文聪非常不配合，手还是拼命地捂着自己的脸，但是警方还是把他的手打开了。就是在手被打开的一瞬间，因为我很正面地对着他，感觉他很无奈地在笑。
白岩松：一个孩子一瞬间可能懵了，而且他用手在捂着自己的脸。因为当时群众都说，留下证据，万一最后没看清他是谁，明天给调包了，把他的手弄下来，拍一张照片。最后警察是顺应民意把他的手给拿下来，孩子的笑容我们也搞不清一瞬间是怎么样。可是就这样一个照片又引发了大家相当丰富的联想。
回头去看这个事情，我觉得当那个事情过去了之后，我们要有一种理性，慢慢地成长起来，遇到很多事情都在通向未来我们期待的一种局面。
专栏作家潘采夫写这样的事的时候：这样一起看上去挺无厘头的事件，实际上是有规律可寻的：首先，他因偶然事件引起一次事故、一句传言，甚至一个谣言都可以迅速引爆；其次，没有明确的组织者，从围观到参与并没有利益驱动，只是发泄某种情绪。而且这种情绪往往是对社会现象的不满，于是开奔驰的人被合理化地想象成有背景的某二代，冤，还是不冤？
陈东升，（法制日报》浙江记者站站长，他说的挺有意思：一句谣传的“我爸是市长”，煽起了千余民众的愤怒，围着警车5小时不让走，最后把一百多万元的奔驰车也给砸了。市长是人民公敌？奔驰车有罪？仇官仇富？法不责众？是同仇敌忾还是集体无意识？为何会有“我爸是市长”的谣传？“我终于砸奔驰了”反映什么心态？猜疑、怨气和仇恨的蓄积蔓延，谁是赢家？是的，我们都需要慢慢地去思考这样的答案。
接下来再看看《三联生活周刊》的一位同仁，他对这件事情的分析。
李鸿谷《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我们国家的财富已经积累到一定时期，需要重新通过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甚至四次分配来获得相对的社会公平、公正，而这个需要一个缓慢的、长时间的制度设计的过程。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必须共同面对和共同担当的一个历史过程。
我们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形成抱怨、冲突然后激化，形成一次一次的社会事件。这个过程是一个需要更理性来看待的过程。
每一个当事人，每一个在现场的人，他们其实在现场所看到的那些点滴的信息都是片断的，不足以使那些围观的人能够得出关于这个事件的完整的理解和完整的解释，那么这个时候特别有赖于像记者这样专业人士，对这个事情做出完整的、接近事实的一个解释和报道。这个时候我们的记者就基本上失去了基本职业操守，他们迎合的是想象，迎合的是他们跟观众、围观者是一样的。他们也是看到片断信息，而这个片断的信息本身形成的其实是不真实的一个东西。
白岩松：这件事情给我两点思考：第一，我们都希望公平、正义并且去推动，但是我们采用的方法，是不是正在跟我们不喜欢的那些人采用的是同样的方法，甚至更过分，这样的话情何以堪；
第二，我们的富一代在创造财富、拼命打拼的时候，觉得我只要给我的孩子留下了物质，就算我尽了父亲或者母亲的责任了，但是我们的孩子在失去教育和某些引导的情况下，随时会把财富变成灾祸。
好了，今天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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