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会信任危机波及其他官方慈善机构 成龙的捐款仅6角/图

骨牌效应

不信任态度波及基金会

8月9日，在回应了红会新爆出的公车丑闻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政策法规处处长丁硕更新了一条微博：“这次是彻底受伤害了，暂停发声。”不论真相如何，事实是，红会每条更新的微博以及每次回应，都只会招来网友更多质疑和反对。

而网友的这种不信任显然已经波及其他官方慈善机构。8月8日网友爆料，这次被卷入的是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妇基会），被曝“温暖工程基金只为小兵张嘎卖炉子”。当天下午，妇基会对本报记者做出回应，称帖子中的经费预算是虚构的；关于使用社会捐赠购置采暖炉具的问题，不涉及使用救灾资金。

妇基会难以与有官方拨款的红会相比。程刚说，妇基会是基金会体制，不回应可能就缓不过劲儿来了。

让很多行业人士头疼的一点是，在公众的心里，红会、基金会、慈善会统统都是官方慈善机构。而程刚告诉记者，国内慈善领域实际上有三个系统。一个是红十字会系统，是官方机构，他们的工作人员都是公务员性质；一个是慈善会系统，是社团，不受基金会管理条例约束；一个是基金会系统。“人们一说慈善，就容易把这三个系统混在一起谈。”

“慈善应该回归民间，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慈善就不要做了。我认为，红会的官方性质是症结所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还有隐患没解决。做慈善，还是应该去官化。即使在基金会系统里，也有一些基金会有官方背景。将来，我想慈善还是会回归民间的。”

民间调查

仅2%网友表示会捐款

新周刊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82%的网友表示不会再给红会捐款，15%的人表示查清了账本把每笔去向公布了之后再说，只有2%的网友表示会捐款。

“今年发生了这么多事，从专业角度讲，也让公众更加了解这个行业，促使行业更加自律。”程刚对将来还是很乐观。“我还是有信心的。出了大灾难，大家一样会伸出援手，但我们需要沟通。”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教授虽然对官方慈善机构改革前景并不乐观，但也认为，“长期看，对中国捐赠的影响并不会太大。特别是遇到大的灾害，公民的捐赠热情很高。”

只是公民捐赠的方式和渠道会发生变化。“或许今后会有更多的公民会通过微博等方式直接捐赠。如果公益慈善领域不放开，仍然由少数官办慈善机构所垄断，公众可选择余地很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办慈善机构捐款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小。”

“更何况灾害发生时，常常是行政劝募，通过单位捐款。有公众是一边捐款，一边骂人，不知道捐款会到哪里。这就是中国慈善事业所面临的困惑。”他表示。

反思

应加快慈善机构改革

“事件最大的意义在于引起人们对中国公益慈善体制的反思，特别是对官办慈善机构改革。以往只需要靠垄断地位、靠卖牌子（与企业合作）就能够获得资源，我觉得政府应该借此机会加大对官办慈善机构的改革。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已经谈了十几年了，但是迄今为止效果不大。”邓国胜认为。

捐款不影响工资收入

在人们还纠结于郭美美她妈是不是真“股神”的时候，一项重大的制度化变革却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了——民政部起草了一份《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并公开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邓国胜曾参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十二五纲要计划的起草工作。“本来有一条加大慈善机构改革的建议，但是在征求意见时遇到强烈反对，最终不得不删除。”“反对理由很简单，他们认为中国国情就是这样，如果改革，这些慈善机构就难以筹到钱。所以他们认为不应去行政化。”

“此次事件，一定会倒逼这些官办慈善机构或多或少有一些改革举措。但我个人总的来说并不乐观。”邓国胜分析，官办慈善机构大多有政府财政拨款，特别是地方慈善机构甚至与政府部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即使捐赠数额下降，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工资收入。记者了解到，以红会为例，社会捐款部分在红会资金所占比例波动很大。如某年出现重大灾难性事件，当年社会捐助占红十字会收入比例就会出现大幅提升。

呼吁引进第三方评估

“我们必须一手加大官办慈善机构的改革力度，一手发展民间自下而上的慈善机构。一方面需要政府借此次事件，将危机转为机会，只有来自自上而下的压力，官办慈善机构才可能真正改革。同时，只有自下而上慈善机构的蓬勃发展，慈善募款有足够的竞争，官办慈善机构才会感觉到改革的压力。不过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短期内还难以形成足够的压力。”

邓国胜建议，官办慈善机构要重新恢复公众的信心，一方面需要自律，通过完善治理结构、提升公开透明度和管理效率恢复公众的信心，另一方面也需要来自政府的监督、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及独立第三方的评估。只有如此，才能恢复公众的信任。仅仅公开透明是不够的，公开透明只是基础。

“我相信中国慈善的透明化会很快。国家的思路转变其实很快。没有这次的事件，也会很快，本身国家就有大动作。相关法律也会很快出台。”程刚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