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黑房开”现象调查 揭秘黑房背后的利益链

　　“黑房”开发三部曲

　　红花岗区纪委监察局副局长孙昕说，最早发现黑房开是在2007年左右，而长征镇坪丰村和汇川区高桥镇鱼芽村最为严重。“这两个地方属于城郊接合部，靠近遵义火车站，与火车站平行相邻的东联线公路横贯这两个村镇。”

　　火车站另一侧的城区，则是遵义市城镇化进程全面加速的见证，它同样始于2007年左右。城区面积不断增大，征地、建房，成了城区扩容必不可少的内容。

　　在《土地管理法》中，征收村民耕地是需要补偿的，其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

　　如果地上是建的房子，获得的补偿肯定比种地、种菜高得多。同时，纳入城区规划范围的传闻，坪丰村和鱼芽村的村民在那期间经常听到。

　　传闻听多了，两个村村民的观念逐步发生改变——“种地种菜不如种房”。

　　“但是，如果仅靠村民的经济实力想要种房，还是有些困难。”遵义市汇川区纪委案件检查室主任王泾说，正是资金的需求，黑房开粉墨登场。

　　王泾说，黑房开的操作模式主要包括三种：

　　第一种是村民自己出地、出资改(扩)建或新建房屋，占的比例较小。

　　其次，村(居)、村民组以及村民出地，“黑房开商”出资改(扩)建或新建房屋，占的比例也不算太多。

　　第三种则是“黑房开商”从村集体或村民个人手中购地，自己出资新建，这种情况占的比例非常大。

　　在黑房中沦陷的官员

　　土地的问题解决了。

　　接下来，在黑房开商建房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乡镇城管办的监管。

　　梁钟泽说，黑房开商最怕就是修建的房屋被拆，这会使他们的经济利益大受损失。

　　为此，黑房开通过各种途径，逐步采取送礼、行贿的方式拉城管干部下水。

　　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镇城管办主任郭秋(化名)就是其中的沦陷者。

　　郭秋在2007年1月至2008年10月，先后4次单独或伙同镇城管执法人员，收受6名黑房开商4.1万元。

　　郭秋在收受这些钱财后，对黑房开商的非法建房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偶尔，在接到群众举报后，他们也只会到现场象征性地敲敲打打，但不会对黑房的建设造成致命打击。

　　梁钟泽说，正是因为郭秋这样的基层城管部门领导沦陷，导致遵义市黑房开发展势头极其迅猛。他说，那个时候，整个坪丰村差不多将近8成村民都开始建房，并且昼夜开工。

　　黑房开的蔓延势头，很快引起遵义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2008年年底，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率先向黑房开发出“打击令”。

　　2008年10月13日，红花岗区成立打击“黑房开”专项行动工作组。此后不久，汇川区也对“黑房开”进行专项打击。

　　在专项行动工作组之外，红花岗区还成立了由区纪委监察局、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等单位组成的“红花岗区‘黑房开’系列案件联合调查工作小组”。

　　统计数据显示，从“黑房开”专项打击至今年7月，遵义两城区(红花岗区、汇川区)纪委查处违纪违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党员干部超过48人，所有构成犯罪的人员均被移送司法机关。

　　梁钟泽说，从查处情况来看，涉案的“保护伞”主要是城管系统人员，市、区、镇都有城管干部涉案。对此，他认为其中既有利益问题作祟，但是干部监管制度上也存在一些漏洞。